材料一：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致使相权逐渐削弱，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齐涛《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二：为防止袁世凯专权，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请愿、考试、选举、参政等自由和权利；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国务员须副署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命令。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纵观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趋势，其选拔范围在不断地走向扩大和开放，逐渐由统治阶级内部选拔发展到向全社会开放。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实现了大一统，创立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个管理部门。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出了一整套培养公职人员的办法，努力奠定变法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首先，他针对学校教育空疏腐败的现实，提出以“尚实用”为原则来培养人才，其教育内容具体来说则包括德性的养成及处理具体政务能力的培养。其目的显然是培养政治精英或国家治理者。王安石建议，在进士考试中，取消诗赋、贴经和墨义，改为经义和策论。在人才的任用上，他再次强调了德才兼备的传统观点，认为应以个人德才的高低为依据，在社会有序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公共治理功能。他积极推行高薪养廉的制度以遏制腐败。他还提出利用礼法相结合的手段来进行保障。两者结合既是减少改革阻力的“托古改制”，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礼、乐、刑、政的使用保证国家治理结构有序运行的创新尝试。

——摘编自宋丙涛、张庭《历史教训与当代启示：王安石变法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材料三  1906年，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纪念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五权分立”的思想……所谓“五权分立”是指在统一的“治权”之下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弹劾五权分治。他在不同场合曾对弹劾权和考试权进行过论述。 1916年7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发表演说时指出：“立法、司法、行政固可弗论，其他二权，各国之所无者，我国昔已有之。其一为御史弹劾，即皇帝亦莫能干涉之者；其二为考试，即尽人之所崇拜者也。此弹劾权及考试权实我国之优点，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材料四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竟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1910年）

材料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17日，并更好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早日承认将是得策的”。1923年，提出“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

——摘编自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工作”、并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中国外交的成就极为显著。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鼓励和支持朝美双方继续开展对话/伊朗核问题上积极发挥中国智慧，到2018年的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可以说中国同胞走到哪里，中国先后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此外

——摘编自金灿荣、刘冰若《中国外交的特点和趋势》

材料一：汉朝从武帝（设立中朝）以后，宰相就渐渐失其实权……（曹）魏朝建国之初，置了一个秘书省（后改为中书省），于是中书亲而尚书疏。南北朝以后，因侍中（门下省负责人）常在禁近，时时参与机务，于是实权又移于门下省。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机要是在中书、门下省的，尚书不过执行政务罢了。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长官作为丞相，中书面授机务，门下省掌封驳，尚书承而行之。中叶以后，所谓翰林学士，和天子十分亲近，又渐渐的握起实权来……明清时期的殿阁，也不外此理。

——吕思勉《大中国史》

材料二：民国初年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处于制宪政治时期，而非常态政治时期。制宪政治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参与制宪的各个党派虽然有各自的价值、信念和利益，但要求他们在制宪的时候，暂时放下党派之私见和私利，从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制定超越党派的永久宪法。……美国在建国之初也曾出现过私人利益泛滥、普遍出现腐败、派系与党争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人性中的幽暗，联邦党人非常具有政治智慧，他们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公共的善的名义去压抑私利的恶，而是通过建立分权的宪政制度，以恶制恶，相互平衡，将恶转化为善，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在费城制宪会议的过程之中，虽然各州、派系之间有利益冲突，但为了实现共同的国家未来和长远的政治秩序，大家一方面相互承认对方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寻求利益整合和政治妥协的可能性。美国人坚信，只要有适当的制度性安排，各种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为民族的整体利益。

——许纪霖《辛亥后民初的制度转型为何失败？》

材料一   所谓古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指造就中华帝国的那套“理性设计”，主要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从宗周时代的“礼仪政治”形态往后看，则春秋战国以至于帝国时代，郡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手段无疑体现了政治形态的一种“现代化”趋势。

——摘编自张树平《“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

材料二   在近代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此后的三十年，中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化，收回了一些国家权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呈现一种曲折、缓慢发展的态势。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化的目标未能真正实现。

——孙占元《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三   “中国梦”是百年来的“现代化”梦想，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许多中国人的个人梦——财富、名誉、地位；二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和集体之梦——大国梦、强国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结合在一起，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梦想。提到“中国梦”，很多人自然而然得想到“美国梦”。美国梦的核心观念是，“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认为美国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

——据程美东、张学成《当前“中国梦”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