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辛亥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回顾与反思辛亥革命之成败、其思想观念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前期，他认为辛亥革命已经达到了铲除专制、确立共和的目的。后期，他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大皇帝、但是没有肃清由清廷遗留的武人、官僚、政客转变而来的无数小皇帝，广大民众也没有养成自主治理国家的能力，民主政府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扫除专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不彻底、不成功的。这种认识对晚年孙中山再次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动雪莲、邱捷《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材料二 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最为高涨的时期，国共两党都从辛亥革命中汲取理论养分，宣扬各自的抗战理念。国民党认为应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训，主张“中国的革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领导”“革命决不能中途妥协”，并将辛亥革命作为激励国人抗战到底的精神来源。中共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政权存在着既联共又反共、既抗战又妥协的不确定性，通过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强调发动民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呼吁加强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摘编自夏卫东《政治符号：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共关系》
(1)概括孙中山对辛亥革命认识发生变化的原因。
(2)指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辛亥革命认识上的相同之处，并简要分析其意义。
材料 由于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不是出现一次革命高潮，两次革命高潮，确是三次革命高潮……这三次高潮应该是：
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第二次是国共合作的1927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
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
三次革命高潮是新陈代谢的集中体现，都要求全局性的变革……但是近代中国多次出现了这样的政治革命高潮，却没有出现过产业革命高潮，社会经济的新陈代谢没有跟上政治、思想上的快速步骤……这就给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负荷。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初级阶段，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理论，而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转折中却是一个不可跨越的事实。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1)任选材料中所述“三次革命高潮”中的两次，说明它们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2)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经济上的“沉重负荷”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及其取得的成就。
材料一 随着黄淮流域“华夏”人口的增多，原来的“华夷之辨”的血缘标准逐渐被地缘标准替代，并最终形成了以文化水平高低为区分标准，从而使得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农耕社会与血缘观念相对淡薄的游牧社会之间的人为界限随之加强。在“华夷之辨”演化的过程中，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华夷严防”逐渐被打破，“天下一家”观念在进一步形成。孔子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两者可以互相转换。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民族观，认为中国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修德，具有才能，都可以成为统治民族，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司马迁发挥了“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思想，《史记·五帝本纪》体现的华夷同宗同源的统一观念，对中华民族形成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华夷之辨并没有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后期的清朝。
——摘编自徐洁《论清前期“中国”认同与实践》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一词被广泛应用，更加强化了民族认同意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民族”一词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流行，中华民族自觉民族实体也被中国政治界、教育界、外国学者等认同，普遍运用其来强调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的特性。
1914年，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是一种不朽的民族灵魂。”诚然，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民主的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交融、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阶段。随着中华民族意涵的正式确立，中华民族的构建为中国各民族普遍认同，中国人民拥有了真正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真实、合理、永久的稳固共同体基础。它不仅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历史使命，也为中国的发展和抗击外来势力对中国的侵夺凝聚了强大的制衡力量。
——摘编自王萍、杨敏《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认同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民族认同的发展表现，并分析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亥革命后民族认同的新内涵，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近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陷入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也使中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状况，从而开始寻求变革、谋求自强，探索现代化道路。
事实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实现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走上历史舞台的。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摘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1年04月20日 09版)
(1)请在下表①和②两处填上对应的历史事件。从下表的四个事件中任选一个历史事件，说明其历史意义，并分析其“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原因。
| 自强运动 | 改良主义 | 农民战争 | 民主主义革命 | |
| 事件 | 洋务运动 | ① | 太平天国运动 | ②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并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材料一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的近代部分共收录名人750人，其中湖南籍的84人，占同期总人数的11.33%；《人才杂志》编辑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介绍的515位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17.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占19.2%；1955年9月在授予1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湖南籍的3人，占30%，再一次出现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局面。这些人才群体中，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魏源，有曾国藩等军事儒将，有谭嗣同等维新代表，有黄兴、宋教仁等辛亥革命志士，有毛泽东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摘编自杨金鑫《湖南历史上人才群体初探》
材料二 1949年7月29日，常德解放，称常澧专区。8月29日，湖南省政府将常澧专区改为常德专区，辖9县2市。
1958年，全常德专区建立人民公社199个，生产大队2322个。
1968年，常德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常德专区改称常德地区。
1988年，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4月1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通知，建立省辖常德市。常德市管辖武陵、鼎城2区及安乡、汉寿、澧县、临澧、桃源、石门6县和津市市。
——《湖南乡镇简志（常德市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958—1988年常德行政体制的变化，并说明其时代背景。
材料一 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孙中山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从而削减总统的权力。为了给袁世凯做一个民主示范，1912年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此后，为了实现来之不易的民主和共和，孙中山苦心孤诣，协助袁世凯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织内阁，尤其重视向国民宣誓一事。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的开始，也是蹒跚起步的阶段，我们不能求全贵备，毕竟这是中华民族的新的开篇。
——摘编自唐文立《风雨晚清：一个民族的百年涅粲》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是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生发的有关政治社会领域平等、自由、权利、正义、公平等的认识理念、思考和诠释的总和。毛泽东民主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对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毛泽东“大民主”的政治实践，不仅意味着极端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且隐含着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艰巨性和长久性。
——摘编自刘建武《毛泽东研究报告（2011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原则，并说出“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的开始”的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指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就。
材料一 1911年10月，迫于形势，清政府委任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都落到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命北洋军队攻陷汉口后，通过英国公使向武昌军政府提出议和……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处于十分涣散的境地，成分非常复杂，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害怕革命的发展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很多人把推翻帝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孙中山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帝国主义列强一面派军舰开赴武汉，一面物色新的代理人。他们把目光投向袁世凯，不断制造政局“非袁不可收拾”的舆论。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根据“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各种权利；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奖励海外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废除“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蓄辫、缠足和赌博等陋习。
——两则材料均摘编自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I：政治文明的历程》
(1)根据材料一，概括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材料 ①一时剪去发辨者非常踊跃，由军政府部人员先行剪去。第一日即剪三千余人。几日以来无辨者已居十分之八，亦可见民心之向背矣。
——《全浙公报》1911年11月18日
②（绍兴萧山县）旧绅士如汤在容、王熙亮等竟勾结民事长邹镕（即旧知县）及劣绅王廷谦等四五人……益敢主张不剪辫。
——《汉民日报》1911年12月3日
③辫发之制，始自满奴，膝尾之讥，著于万国，嗟我汉民，以衣冠文明之胄，从彼夷狄之俗……今幸天不亡汉，民国成立，驱彼异族，还我河山，拯同胞干水火，造共和之幸福。凡我汉族，自应一律剪去辨发，以雪前此之耻辱面表，示我民国独立之精神。
——《申报》1912年1月1日
④（嘉兴新埭镇自治总董高子鹤执行强制剪辫令）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愈聚愈众。欲得高君及各绅士而置诸死地。某绅士已逃避一空，仅得捣毁高君家宅及戴高诸绅家宅，共计六家捣毁。
——《汉民日报》1912年3月6日
⑤不容发辫者久矣，虽防护周全，终难免军人之眼目，于是有盘结头顶者，有乘坐肩与者，有垂糊胸前者，有藏辫头领内者，种种方法终难保全，一经揭露，快剪立下，被剪者垂头丧气，不敢伸张，甚至涕泪交流，放声大哭。
——《申报》1912年6月4日
(1)根据辛亥革命后民众对于剪辩的态度，对材料进行分类，并予以简要说明。（要求：分类时明确写出序号）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其中一种态度，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于“中国”。按照历代正统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至少包括以下含义：“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是“天下”的“天子”，“天子”居“天下”之中心区域即为中国，其周边民族集团被分为“蛮、夷、戎、狄”。由此“天子”“中国（华夏）”“四夷”构成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的“三重”的天下体系。这种多重的“天下观”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以华夏政治文化作为划分等级的标准，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在天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也为“蛮、夷、戎、狄”的人或民族集团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随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蛮、夷、戎、狄”也一样可变成“华夏”。
——摘编自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义众说不一，有人说它是包含民族、领土与主权三要素的共同体，也有人说它是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与历史的社会群体。马克思主义则强调，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提出“人民主权”说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是现代国家发端的标志。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既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应有之义，也是甲午战争后新生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从戊戌到辛亥，前者倡言君主立宪，打破了王朝国家的坚冰，将认同现代国家的价值取向第一次引入了国人的视野；后者则径直推翻了王朝国家并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国家。
——摘编自郑师渠《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传统“天下观”对古代中国发展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民族国家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在近代中国实践的历史背景。
材料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国民党与北洋系便正式决裂，二次革命发生，随后国会被解散，短暂的共和试验遭到挫败。此种始料未及的结果引起了当时人多层次的反思。对共和政治的思考贯穿了张东荪漫长的一生，共和政治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基础一直是他思考的基点。面对辛亥革命后共和试验的挫折，他认为，问题在于道德与社会。中国传统的士人政治的理想以及18世纪自然哲学与19世纪进化论的双重影响，促使他提出了“对抗论”（包括政党之间的对抗、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对抗）的主张，作为新道德与新社会的共同构成原则。张东荪对共和政治道德基础的探寻，对“对抗论”思想的阐发，皆面临着新世界观下道德与政治、社会与政治间的紧张，而其探索的价值与限度，也恰在于此。
——摘编自高波《张东荪对民初共和政治的反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东荪反思民初共和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张东荪对民初共和思想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