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材料一   专制时代，统治者只要有能力，便无时无刻不在扩张对基层的控制权力；即使基层社会没有官派组织，也有各类代理人在执行皇权意志。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里”的范围与功能与今天的社区相近，“里治”可被视为古代的社区治理样本。“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民治于里”的结构。受经济结构基础所限，国家权力的扩张限定在“政治性”一侧，剩余的社会治理往往处于“自发秩序”而非“自治秩序”。

——摘编自吴晓林等《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基层社会，开辟了红色政权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执政中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探索。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生长的空间，通过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新型革命军队建设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动员群众，通过创建和领导苏维埃政权，把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统一起来，重构了以基层政权为核心、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构成的新的组织体系，开创了以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执政是通过基层社会改造来开展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政权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创建，也是基层社会改造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