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度量衡法》，确定中国的度量衡以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市用制为辅制，规定“凡有关度量衡之事除私人买卖交易得暂行市用制外，均应用标准制”。 该法还规定，规划度量衡事宜由工商部设立的全国度量衡局掌理，各省及各特别市设度量衡检定所处理检定事宜。工商部制定《全国度量衡划一程序》，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施行《度量衡法》。依据各区域交通及经济发展情况，工商部把统一全国度量衡的程序分成三批推行。到1936年6月，除新疆、蒙古、西藏外，公用度量衡已大部统一于新制，民用、租界及外商等也渐用新制。

——摘编自刘克祥等《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一   为了扼杀革命，国民党对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但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然而，就在此时，中共党内连续犯“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一次是李立三、尤其是第三次王明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达到顶点，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那时，反对王明路线的同志都被打倒批判，毛泽东也被排挤靠边站，国民党调动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又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共党内“左”倾领导人博古、李德仍然执行王明那一套仓促出击、道道设防、分兵迎敌，结果是哪里都没守住，最后导致反“围剿”失利。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保存红军力量，中共只有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

——摘编自周世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原因再探析）

材料二   1935年1月，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使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也是我党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开端，孕育有了我党彪炳史册的独立自主精神，标志着我党开始由幼稚走向成熟。

——摘编自王春龙《试论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