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土地高度集中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地制度下存在的一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时，这种土地高度集中的趋势非但未能遏制，反而逐渐加深。国民党在执政中试图改变这种土地高度集中的社会现象，出台了土地法令和《细农保护法草案》，提出“佃农缴纳租项等，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中国共产党也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和法令，并不断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适时进行调整。两党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都是“平均地权”，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但两党的土地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有很大的不同。

——摘编自廖光珍《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土地政策的比较）

4 . 为了保障小麦的产量和质量，其最理想的收割时间是麦穗成熟的前一天和当天。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河南、山东草帽辫(原料是麦秆，即小麦生产的手工副产品)产区的农民常常会宁愿少收小麦而提前四五天收割以获得编草帽辫用的优质麦秆。这种现象反映出（     ）

材料一   唐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其中“禁珍异”带有明显的货物检验特征。宋代市舶司正式被赋予进出口商检职能，通过“征榷”等手段对货物进行管制，依据货物不同品质确定不同的抽取税率。元代颁布的《市舶则法》规定，舶商必须“依例招保舶牙人保明，牙人招集人伴数名”，下船收买货物开具的公验上写明“本船财某人、纳首某人、货物斤重”等货物与船舶鉴定的内容。明朝时商检职能逐渐交由市舶牙行担任，牙行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十三行明确规定，“货价既经协议妥贴以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罚”。

——摘编自徐鉴《中国早期商检机构的萌芽》

材料二   1929年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检验流程多为外国人把持，在借鉴英法等国的商检立法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将各类检验机构接办或收回，在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统一进行行政管理。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集结工商业人士，先后召开三次商品检验会议，对全国商品检验实施程序案、各项商品检验标准等进行具体商讨。1930年出台的《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明确了商品检验任务包括：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搀伪积弊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毒害危险可能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需要鉴定等级者。

——摘编自陈晋文《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

6 . 材料   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军阀战争的加剧，广大农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从总体上来看，地权不断集中于少数私人地主之手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据国民党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对22省879县的调查，“佃农缴交地主地租额总在收获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无论佃期租率等等，只凭口约或习惯”，加之包租、转租、催租吏的敲诈等中间剥削，使佃农的生产与生计更加没有保障。30年代，各省田赋征收的绝对额可谓年年见涨，其中尤以田赋附税病农最甚。1930年6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土地法》，宣布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虽缓和了矛盾，但国民政府避开农村土地中的实质性问题，而试图用枝节性的改良改变农村现状，“为着推进便利，宁为逐渐改进”。在地主豪绅的激烈抵制下，然而其允诺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但在实际上，该政权并没有下决心采取相应的力量，使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整个地走向衰落。国民党到台湾后总结说：“回顾过去我们在大陆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刘秀娟（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法）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