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福建各地方志及官书吏训中，民众“好争健讼”的记载可谓延绵不绝。“士不自爱， 乃好干讼”，“在清时皆有功名”等描述，都指向了福建讼师的“士类”身份。讼师们充分利用超群文笔、通晓律法、功名在身等条件，向事主索取“或千余金，或数百金，约定不贰”，以为诉讼服务的报酬。为了抑制讼师“唆讼”，《大清律例》明文设立“官代书”，试图以行政力量打破讼师的“饭碗”，地方官府还多次下令捉拿、禁止讼师，突出道德礼义的教化作用，从而实现“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的作用。
——据汪毅夫《讼师唆讼：清代闽省内地和台地的社会问题》等整理
材料二 厦门租界的领事法庭上外国律师扮演了重要角色，刺激了福建近代司法机构的建立及本土律师的产生。20 世纪以来，《大清刑事民事诉律》《律师暂行章程》等法案对律师职业及其体制进行了持续完善。到 1931 年，16 个有律师的省份中福建跻身全国前五，但集中在福州和厦门两地。当地按地方法院辖区设置律师公会，凡开业律师均须参加，逐渐取代外国律师在闽的垄断地位。除出庭辩护和代理之外，不少律师还受聘为工商业者的法律顾问。律师公会规定酬金的上限，尽力避免会员的乱收费行为，还落实国家的平民法律扶助制度，引导律师承担联系一般民众与法律体系的职责。
——摘编自刘芳《近代福建的讼师与律师》
(1)根据材料一，指出福建古代讼师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福建律师职业的发展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晋游日记》中记载“汾平两郡（汾州府和平阳府），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咸丰三年（1853年）王侍郎奏：“闻账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账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
——摘编自黄鉴晖《山西票号史》
材料二 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于1606年经市议会批准，1609年正式开始营业。这家银行接受存款、转账、开发汇票的业务，它还有权兑换货币、买进金银和外国铸币、铸造法定货币等。当时规定所有价值在600弗罗林以上的票据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办理，所以几乎每个商人都在银行开立账户。但是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不向客户提供任何个人贷款，也不允许私人账户透支。存入该汇兑银行的存款由阿姆斯特丹公司担保，一直到1683年，该银行都为票据交换提供免费服务。尽管类似的银行迅速在汉堡、米德尔堡、纽伦堡等城市建立（据估计，到1697年欧洲已有25家公共银行），但是没有一家银行具有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这样的信用和实力。1721年，该行共有2918个账户，价值共达28886000弗罗林。阿姆斯特丹的汇票是万能的通行券，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承兑。
——摘编自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三 中国出现的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银行机构是由外国人设立的。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同时开设了分行，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银行。此后外国银行逐渐增多，并多集中在上海。1879年5月，清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一家仿效西方银行成立的有限股份制银行，也是中国银行业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银行。从此，结束了我国银行业只有牌号（如票号“日昇昌”、钱庄“福康”等）而没有“银行”字样的历史。以金融业为例，晚清改革后期，帝国沿海城市的金融业已经建立起了严格的信审、银监机构以及相关流程。到1936年，中国金融机构相对完善，出现了除银行外，还有信托公司、储蓄会、保险公司、钱庄银号、典当等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且资产总额创历史新高，达到了82.06亿元。
——摘编自邵娜、李婧《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比较账局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不同之处。（2）据材料三概括近代中国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发展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有利因素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