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6世纪初开始，公开发售国债成为欧洲许多国家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办法。1688—1689年，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格兰具备了为6年后在一片信任的氛围中创建英格兰银行所必需的条件。英格兰银行把短期公共信用业务并入一个半公营的现代货币银行体系。从1713年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公债增长了1倍多，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差不多又翻了一番。英国的公债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的1.273亿英镑，到1783年增加到2.429亿英镑，几乎翻了一番。

——《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

材料二   1927年起，国民政府滥发公债。1932年，政府应付各种内债本息2.1亿余元，每月平均偿还1700万元。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鉴于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中，政府每月财政支出仅军费一项需1800万元，不敷达1600万元，提出挪用每月内债还本付息基金以应急需。此消息引发市面恐慌，上海金融工商界纷纷致函反对。全国公债持券人会在宣言中指出：“此种举措，不啻将全国人民历年备置之财产，宣告没收，减绝人民之生计，破坏国家债信，而一方对于截留税收，冗军浮费，则坐视不敢处置，以致财政一无办法，乃不得不攘夺人民生活之源泉，以供政费暂时之挹注，此种举措徒起截税者之野心，为滥费者张目。全国国民，为国家经济立场，允当群起，誓死反对。”国民政府被迫于1月18日收回停付拟议。

——《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

材料三   1981年，中央决定发行国库券。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发行国库券是平衡国家财政收支、调节和引导国民经济向协调方向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1981—1987年，每年国库券实际发行量都超过计划发行额，总其发行361.76亿元，1985年起可以贴现和抵押贷款。通过发行国库券，将人民群众手中的部分购买力及其他一部分社会财力集中起来，暂时转移给了国家，增加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投资。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材料   施肇基,生于 1877年。他求学的动力如他自己所说:“中国积弱,受人欺凌,愿以所学,为国家收回权利,雪耻图强。”1914年，施肇基出任驻英公使。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施肇基是中国五名代表之一,力主拒签和约。1921 年，施肇基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等十大原则要求。中日达成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同年，中美签订无线电台协定遭到日英反对,施肇基会晤美外务部后，建议中国政府借助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抵制日英电台合同对中国的侵害。1933年，施肇基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公使。他声称,凡是和睦的邻人，必须明确平等的原则,美国国会对中国的购银政策就是不明白睦邻情形中的一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委任施肇基出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美国为中国争取抗战物资。

——摘编自石建国《施肇基:中国首任驻美大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