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田赋历来为中央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但是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各省田赋截留日益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政策。1927年中央财政会议通过“国地收支标准案”，明令田赋划归地方。田赋划归地方的理论根据是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划：“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皆为地方之所有，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国沿海及江南等经济富庶之地大都落入了日军之手，这就使得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关税、盐税、统税)锐减。1941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下半年起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管辖。
——摘编自齐海鹏《中国财政史》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一直是按照地亩的常年产量来征收的。1950年，农业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39%,1979年,这一比例降至5.5%,到2004年,更是降到不足1%。从2004年开始，中央决定免征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摘编自刘涵《简读中国农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京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改革农业税的背景，并归纳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商品流速激增，贸易范围扩大，货币需求旺盛，加之白银外流，铜价上涨，以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颁行上谕推行官票，要求各省开铸大钱，发行宝钞，但效果不明显，不仅未能解决“钱荒"，反而搅乱了银钱市场。在币制改革的进程中，清季社会各界均认识到中央银行建设的重要性。度子事变使清政府遭受重大打击，被迫于次年进行变革。1904年，户部银行开始筹建，第二年正式开业。1908年，清政府将其增资改组为“大清银行”，同时颁行《大清银行则例》，由大清银行垄断货币发行，赋予其经理国库之权，法定其“政府的银行”职责。
——摘编自郑成林、钟钦武《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币制与钞券发行、银行与金融管制、外汇管理等诸多方面，制定颁布了100多个法律法规。1927—1936年，中国新设华资银行达128家，绝大部分属于商办银行，但政府银行一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在资产和市场业务方面都占据有明显优势。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这一举措既化解了国际市场汇率波动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损害，同时推进了政府银行之间的合作并确立起在金融业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筹建中央银行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体育开始逐步传入我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出于强兵的作用，主动接触和引进西方军事体操，创办军事学堂，开设体操课程。维新派人物谭嗣同认为西方诸国的强大在喜动，而中国的落后在于好静，倡导引进西方体育，以体育兴国强民。1903年，清政府推行以日式兵操为主的体育课程，近代体育课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北洋政府正式将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打破了兵操就是体育的观念，体育课程分为田径、球类等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
材料二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要把发展体育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精心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习近平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体育运动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基层治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民革命席卷全国。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在政治、军事、刑事、土地、人权和经济方面颁布了系列法律条文，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陆军刑律》《商民运动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工人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在共产党作用下，法律制度建设倾向工农等下层人民，注意到人民的重要地位，使得社会身份得以重视，这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上公开颁令是第一次。
——摘编自姚庆《论中国近代法治建设转型之路》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将这个宗旨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明确的“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便利人民群众、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论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新时代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立法领域，还是执法、司法领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始终是法治建设的主旋律，都使得我国法治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法治的鲜明特色。
——摘编自王春业《论百年来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材料一 元朝不仅版图辽阔，而且对边疆地区实施了长时间和比较稳定的统治，这是前代大一统王朝没有做到的。《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jī mí）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之于内地。”汉唐王朝疆域辽阔，对内陆边疆地区往往是通过册封和朝贡实施控制，很不稳定。元朝的辽阔疆域则与王朝统治相始终，边疆管理也更多地呈现出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向。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注意边疆问题。民国时期提出，所谓边疆有三种含义，即地理边疆、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国民党中央和民国政府提出，要团结各民族形成一个大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统一的中华民国。这改变了古代“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民族观，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国防的安全，开始重视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尤其是“自东北事件发生以来，一日而蹙地千里，国人视线所集，益觉边远省区建设之急切与重要”。国民政府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改革盟旗制度等，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达到国家政治的一体化。
——摘编自马玉华《治边政策：从清代到民国的梳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元朝在边疆地区采取的统治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时期边疆治理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民国时期，封建帝制被废除，民族平等被写入约法和宪法，推动了边疆民族观的进步。治边思想由古代的“守中治边”到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在边疆地区的施政方针上，由“因俗而治”转变为促进边疆内地化。措施上，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改革盟旗制度等，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制定并实施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经济政策，同时开展边疆教育，提高边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
——摘编自马玉华《治边政策：从清代到民国的梳理》等
材料二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 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5年10月23日，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4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民国时期在边疆治理上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陕甘宁边区政府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的意义。
材料一（1895-1927）这一时期的全国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封建性个体农业。商业性农业虽然明显扩大，但产品仍以家庭自给为主，市场交换为辅；农业雇佣劳动和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营地主、富农经济虽有发展，但基本依靠家庭劳力的个体小农经营仍占绝对统治地位。至于农业生产力，依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仅局部有所发展。从全国范围看，无论农业生产条件、生产结构、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都无突破性进展。诚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东北、内蒙古个别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某些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个别地区或单位对生产工具、作物品种、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改良，少量农业机器、化学肥料的进口和使用，农业教育的举办和国外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等。但这些发展变化是局部的和个别的，对当时农业生产和全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材料二1927-1937年间，由于历史的积累，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现继续恶化态势。1932年全国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1935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因为自然灾害频繁而损失惨重，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20世纪20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
——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甲午战后至民国前期我国农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农业生产衰退的原因。
材料一 《临时约法》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所造成，但其本身存在的严重缺陷，乃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临时约法》的制定在形式上就缺乏代表性，所以在内容上很难反映各阶层意见，其内容虽然是先进的，但从其形式来看，科学性、民主性均有所欠缺。宪政在一个国家的确立，往往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专制的国家。
——音正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缺陷》
材料二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此时的民法学以翻译外国民商法及论著为主，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民法学研究论著日渐增多，成为这一时期民法学的主体。同时，由于借鉴了德、日、瑞士等国立法，此时领行的民法典是当时世界是较为先进的民商法律体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国实现宪政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民法建设演变的特点。
材料一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中国的朝贡体制逐渐被西方列强所强加的条约体制取代。晚清国人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初步的接触，逐渐萌生了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同时，开始重视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作为清政府所接触的一种新的国际法层面上的争端解决方式，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二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国民为主体的外交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民众参与外交热情高涨，倡导公开外交。巴黎和会期间，除北京国民政府代表外，梁启超、叶恭绰、蒋作宾等人纷纷赴欧考察，“表面上以私人资格赴欧，而从旁协助中国代表团”，会上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修约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众参与外交热情继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外长黄郭处理济南惨案不力，在民众激烈要求下，南京国民政府将其罢免；行政院长汪精卫因签订《淞沪条约》倍受指责，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对其弹劾，顺符民意。民众激烈的呼吁和参与促使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放弃了对日妥协，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摘编自印少云《国民外交运动与民国外交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外交领域出现的新现象。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国民政府取得的外交成就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