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朝彻底废除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全国共设36郡，后来陆续增设至40余郡，郡下设县。郡、县主要官员均由朝廷任免，他们通过自战国沿用下来的“上计”制度接受中央考核。县以下又有乡、里两级基层管理组织。这样，秦王朝的统治由朝廷下至郡、县、乡、里，层层控制，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又自下而上逐级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这也是秦以下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统治模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①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 ——（唐）杜佑《通典》

② 明代天启年间青花瓷 注：图案中有“白马紫金鞍”的文字，源于一首古民谣：“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材料三   辛亥革命是秦朝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中国历史上扳倒皇帝的例子有很多，但每次扳倒后，又有新的皇帝登上那个宝座。辛亥革命则不同，其目的不是拥立新皇帝，而是推倒任何皇帝。皇帝被掀倒了，皇帝宝座被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观念，成立了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从此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顷刻覆灭，便是天下共击之的例子。

——摘编自张海鹏《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失业人口一度高达60余万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开办了一些传习所，又筹集民间资本兴办了一些民生工厂，前后安置失业工人数千人。在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振兴实业的同时，政府还兴办了主要培养青年学生劳动技能的职业教育。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规，把失业保险列为重要险种，但由于资金缺乏而无法推行。受多种因素制约，上海市政府治理失业的成效并不显著。

——据谭玉秀《民国时期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材料二   建国初期，上海失业人口高达67万余人。在政府拨款救济的同时，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在业工人捐助一天工资”的号召，得到了全市工人的踊跃支持，全国人民也开展了对上海失业工人的捐助运动。上海市政府鼓励来自周边各省的失业工人回乡生产，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政府严格控制资本家解雇工人。1957年，上海失业人口降至3万余人。

——据吴文俊《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

材料三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大量简单劳动岗位消失，上海失业人口剧增。2001年，上海启动“4050项目”，将40岁以上的女性和50岁以上的男性列为重点帮扶的再就业群体。所有“4050项目”都必须经过社会公开招标，中标者在政府扶持和市场中介监督下实施。政府还鼓励大龄下岗职工自主创业，由政府给予免费指导、培训和税费减免。五年来，上海创造了职业培训100万人，再就业近百万人的奇迹。

——据宸星《让百万下岗职工走上就业路》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制定了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政策。尽管英国也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但由于香港是东亚的转口贸易中心，英国不愿对除军火外的其他物资实行严格控制。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实行全面禁运。在美国一再施压下，英国同意对战略物资实行有选择的禁运。朝鲜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管制，但美国这一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一直保持下来。

——摘编自陶文钊等《中美关系史》

材料二   1955年，对外贸易部部长讲道，五年多来，我们在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和继续贯彻着下列基本政策：进口与出口政策必须贯彻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则；稳步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同时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争取利用与斗争、分化相结合的策略，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加强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实行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三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计划完成情况 单位：亿元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一   ……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孙中山1917年《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

材料二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即使它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而且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

材料三   如果做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难以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这一错误不可避免地使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民主方法来解决……从而混淆了国体民主和政体民主，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国体民主上而忽视了本应是重点的政体民主建设。与此相适应，党的治国方略、方式就不是与法律化、制度化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的“依法治国”，而只能是适合阶级斗争的“政策治国”。……以上三方面交织在一起，相互强化，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

——（宋新滨《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启示》）

材料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通过、2010年修订）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

2020年，全国人大十三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囊括了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领域的1260条法条，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