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应以1949年为界》

材料一：雅典国家的出现是在经济发展中直接从氏族组织发展出来的。周人型则是：氏族、血缘组织化在地缘组织之中，汉语“国家”这个词的组成“国+家”，很有意义地反映了国家形成中的历史现实。西周春秋的国家仍是由城邦组成的，从一开始就有上下领属关系。诸侯分出去的城邦，受诸侯国君的领导，没有哪个国家对它的领土四至有清晰的观念，后在战国时形成领土国家。希腊的古代城邦，都是些独立的城邦国家，在城邦居民管理城邦的权力上，西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保存并发展下来，出现近代民主；东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却削弱、最后在实际生活中消失了，我们只有皇权而没有民主。

——摘编自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

材料二：1949年标志着新中国由观念而成为现实，但对于新生的政权来说，它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在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国庆等节日中、“新中国”的标志——五星红旗、北京天安们、《义勇军进行曲》等核心元素所构成的国家形象符号体系。在仪式的操演中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新中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新的经济秩序以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同时推行社会改革，在重建社会结构中、群众运动再次被有效地加以运用，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通过“翻身”意识等建立“积极的国家形象”，并赢得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拒绝“继承”旧中国一切外交“遗产”，从而“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这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摘编自周良书《“新中国”观念的生成和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