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为保证军粮供应，明代继承元代的军户制度，政府于驻军所在地分拨田土，兵士屯种自给。军屯组织与卫所制度相适应，因而卫所屯田遍及全国。洪武年间，明政府采取移民屯种的方式，将狭乡人民大量地向宽乡迁移。为了保障边防军粮供给，明政府规定盐商运粮到边地可以换取政府的贩盐执照，然后持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贩卖，即“开中之法”。至清代屯田种类繁多，数额很大。特别是在新疆统一后，为戍守需要，从内地调派大批军民到新疆，掀起大规模屯垦戍边的热潮。在天山南北，主要是在北疆地区大办各种屯田。屯田最初以军屯为主，并逐渐发展到民屯、遣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到1840年，新疆各种屯田共有屯丁11万多人，垦地近300万亩。

——摘编自高德步《中国经济简史》

材料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有序展开，军队也开始逐步推行义务兵役制度。10月，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全部就地集体转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脱离军队系统，成为正规国营农场。随着兵团事业的发展，兴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其中包括钢铁、煤炭、建材、机械、水泥、造纸等生产资料工业，门类多达上百个。20世纪60年代初期，兵团奉命在新疆边疆地带建立农牧团场，以完成中央交付的屯垦戍边任务，兵团先后在2000余公里的边境地点建立了58个农牧场团。这些场团分布在新疆9个地区的26个边境县，形成一个纵深达30公里的团场带。在新开辟的绿洲上，兵团在我国较早实行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种田，建立了大批社会化生产的国有农场。1988年以来，兵团每年拨出一定数额的款项用于扶持生活贫苦的少数民族职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脱贫致富。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材料一   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圈占土地，实行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议会的态度也逐渐从此前的限制圈地转为支持圈地，并开始以立法形式通过私人提出的圈地协议，从而推动一系列圈地法案的形成。地主贵族对于土地经营及农业技术改进有着强烈的兴趣，因为这能提高土地的收益，增加他们的财富。1730年，政治家汤森德勋爵退出政坛后，回到诺福克郡全身心地投入农业改良，他把在国外见过的农业耕作技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实验。在整个18世纪，甚至到19世纪初，农业通过向工业部门提供羊毛、皮革、兽脂等原料而与工业建立起密切联系。

——摘编自刘金源《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指出：“党中央从来都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决议（草案）》中还规定了政府在贷款、供给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劳模奖励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农民加入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农业生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历经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而农业技术变革也由最初的推广新式农具、良种改造、化肥应用发展到农业机械化，这些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增产丰收。

——摘编自苏泽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农业改造研究》

材料三   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发布了14个以“三农”为主题的“——号文件”，表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国家在“三农”领域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也不断加大。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指导下，21世纪以来，国家在制定农业农村政策时均遵循“少取、多予、放活”的基本原则，逐步构建起强农，惠农政策制度框架，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等。

——摘编自邹於娟《新中国七十年农业农村发展历程及政策演变》

材料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1950年，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志愿军所属人员必须做到：1．不杀俘虏；2．不侮辱俘虏人格；3．不搜俘虏腰包。同时，对执行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做到赏罚严明。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对俘虏的轻伤战俘，可经简单救治带下战场，对无法救治及时带下战场的重伤战俘，出于人道主义，则就地释放。志愿军还通过释放战俘、战场喊话等方式，宣传宽待俘虏的政策。被释放的俘虏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效地宣传了志愿军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志愿军充分尊重战俘的宗教信仰自由，允许战俘进行祷告、做礼拜等正当的宗教活动。1952年，志愿军在战俘营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有十几个国家战俘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战俘营组织战俘召开运动会，可能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摘编自鲍明荣《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俘政策》

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潮”。据统计，30年代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或组织有600多个，试验区有1000多处，“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构；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运动者企图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达到“复兴农村，振兴民族”的目标。运动在得到广泛赞誉的同时，批评也不少，有学者认为乡建工作只能解决枝节问题，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平等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尽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自此之后，乡村建设在中华大地上就从未停息过。

——摘编自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建国后，新解放区极其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开始阶段，党的干部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但有调查表明，在有些地区只有40%的农民加入了农会。1950年6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以指导这项工作，新的法律肯定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和“为工业化铺平道路”的观点。1950年夏末，关于农村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力量的报告引起了领导人的注意，同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加剧了社会紧张，导致新的土地方案强调阶级斗争与动员群众。新方案的重大步骤是确定全村农民的阶级成分，然后没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和生产性财产。土改工作组还从贫农和中农中吸收大量的新领导，通过诸如“诉苦会”和公审等方式，动员全村反对地主。土地改革将43%的中国耕地重新分配给约60%的农村人口，决定性的事实是，农村旧秩序已经证明毫无力量，农民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支持新制度。

——摘编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