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过30年的战争，欧洲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19世纪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将国际法的应用范围逐步从欧洲扩大到美洲、亚洲等其他地方。一战后，战胜国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但因排除美苏而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国家侵略活动使国际法遭到极大破坏。战后，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确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侵略的机制，并赋予安理会制裁的力量。国际法院也在荷兰海牙成立。同时，各类国际组织数量激增，裁军、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国际人权、国际环境、海洋、外层空间等国际法性质的公约或宣言纷纷问世。

——据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

材料二   新中国自成立到1977年底，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总共不过31个。从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已多达236个，仅1978年到1988年就签署、生效了122个。1978年以后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超出了外交、人道主义法、海事、航运、少数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章程等狭小范围。据统计，中国至今参加的多边条约既涉及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一般国际法，还涉及国际刑法、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毒品管制，以及某些建立国际组织的章程等。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法律秩序。

——据饶戈平著《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材料一：1405年至1433年间，明朝政府发起了七次大规模的海上探察系列活动，领导这些探察的是宦官郑和，郑和的每一次航行都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船队，辅以庞大的武装军队，可以镇压探险队所到达的任何港口出现的抵抗。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最南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郑和随意把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作为礼物散发出去。在返航时，他从东道主那里得到大量的、非同寻常的礼品，包括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郑和及其同伴尊重他们所遇到的当地神灵和风俗习惯。郑和通常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七次探察在印度洋盆地确立了中国人的地位和声誉。在他第四次返航时，郑和带来了30个国家的使节，他们来到中国，对明朝宫廷表示了敬意。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为重要方向，呈现出陆、海、天、网全面推进的态势。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自2015年成立以来，亚投行已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来自六大洲的106个成员，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教育合作、文旅交流、媒体智库、民间交往等领域开展广泛地合作，与共建国家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不断加强，拉近了共建国家人民的距离，促进民心相通水乳交融，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

——摘编自蔡彤娟《“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展望》

材料一   中非交往在唐代的始于贞观年间。根据史料记载：“殊奈，昆仑人也……贞观二年（628）十月，使至朝贺。”天宝十年（751），唐朝人杜环到达过非洲。唐代的中非交通线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8世纪后，陆路渐趋衰落。瓷器和丝绸是唐代时期输入非洲的大宗物品。从7世纪开始，东非海岸商业性城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推动了中国商品进入非洲。香料、象牙则是非洲输往唐代中国的主要物品。

——摘编自景兆玺：《唐代中非关系论述》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基础设施融资方、对非投资增速最快国家、非洲国际工程的主要承包方以及主要发展合作伙伴。非洲国家也积极支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和倡议，非洲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最积极的方向之一。面对百年变局，中非团结合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能为非洲乃至全球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注入强劲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

——摘编自周玉渊：《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是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自由放任”指引着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先是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率先在农业上实现了商品化生产，农业的先行发展使人口得以持续增长。为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充足而又康价的劳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加上广大世界市场的开辟，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蒸汽机的发明，正式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技术革新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了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通过产业结构演进进行工业的不断升级。对英国人来说，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是浑然一体。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时，轻工业阶段向重工业阶段阶梯化渐进，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为工业萌芽提供有利的条件。英国还重视完善、改进立法与社会制度，为工业化发展深化保驾护航。

——摘编自张丽娜《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经济成为社会事业的核心任务，工业化道路始终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整合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乱象，通过“一化三改”，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党逐渐认识到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应该按比例协调发展。面对新中国成立时百业待兴的局面，我国工业化道路探索主要是借鉴苏联经验，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我们也看到苏联工业化道路发展的弊端。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提出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断创新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把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创新相结合，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兴国、科教兴国以及创新型发展战略的提出。在工业发展中，既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GDP的高速增长。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主张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和中国人民利益的。

——摘编自孙民《中国共产党开创工业化道路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城开辟了中西交通之路。汉代政府在河西设驿站，保护丝路上的使者、商贾。汉朝派赴中亚的各国使节、追逐厚利的冒险商人以及西行者相望于道。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运往中亚。大宛的葡萄、乌孙的黄瓜、奄蔡的貂皮，以及异城的杂技、胭脂、音乐绘画艺术和风土人情也传入中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汉灵帝时兴起“胡化”浪潮，“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筷、胡笛、胡舞，京都贵威皆竟为之。”总之，汉代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摘编自韩养民《汉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并非出于自觉，而是在西方的武力入侵下迫不得已做出的自保之举。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榜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个大事件无一不带有西方的色彩。然而，中国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的过程，同样是中国挽救颤势、徐图自强的过程，是中国人抵抗外侮、重塑民族自尊的历史进程。总之，近代中国各种西方观的演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

——摘编自徐启瑞《近代以来中国西方观的嬗变》

材料三   2023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偶议10周年。目前已有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当今世界全新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