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本和新罗作为两个重要邻国，向唐派遣的留学生人数最多。日本留学生大多随遣唐使来华。入唐的留学生身份各有不同，有药师、画师、乐师、匠、水手以及僧人等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唐代陆路、海路四通八达，东北有多条线路可到达日本。从7世纪初到9世纪末，日本来华留学生从规模小、人数与船只少、筹划简陋逐渐转变为规模大、人数多、筹划精密。大部分留学生都会进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是唐朝的最高教育机构，下设六学馆：国学馆、太学馆、四门馆、律学馆、算学馆、书学馆。其中前三馆主要学习儒家典籍。律学馆主要学习各朝代的律令格式。知名的阿倍仲麻吕在中国求学数十载，通晓中国文化，官至左拾遗。吉备真备涉猎广泛，天文历法、军事、音乐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在大化改新（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等进行的改革）时，留学生高向玄礼等被任命为国博士，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经济上仿照唐朝的租庸调制；又吸取了唐朝的律令格式的体例和原则，编制了《大宝律令》《天武律令》等一系列法典。

——摘编自赵蓉《唐代留学生教育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二   中国近代留日教育起步较晚，然而人数却最多。著名学者张海鹏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从1896至1937年，大约有十万之谱。”据调查，1900年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三个学校分别是宏文学院（专为中国学生补习日语的中等学校）640人振武学校（中等军事学堂）305人；法政大学速成科295人。“尽管他们在学业上并无太大的长进却在异国他乡饱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许多人归国后成了革命家、军事家、冒险家和新文化的闯将。”1927～1937年间，留日学生面对日本的对华侵略，把耳闻目睹和研究所得通过书籍、报刊、信件等媒介传入国内的同时，纷纷归国，请愿游行，或组织团体，创办刊物进行宣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留日学生身处敌邦，悲愤返归，到10月下旬，6000余人几乎全部回国，他们大多积极地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但民国时期对日政策的决策者和主持者几乎全是留日归国学生，特别是南京政府对日外交从决策到实权，主要掌握在留日归国学生之手，这决定了国民党对日关系中的妥协和抵抗的双重政策。

——摘编自孔繁岭、申在文《简论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