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改变葡萄牙垄断政策引起的旧商路贸易衰退的局面，奥斯曼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振兴旧商路贸易的政策。它同葡萄牙人在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等几个地区进行长期战争，虽多次失利，但遏制了葡萄牙在印度洋称霸的野心。为了使波斯湾商路畅通，1546年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统治者同葡萄牙的霍尔木兹统治者之间进行谈判，并达成两个港口间自由交易货物的协定。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关于商路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奥斯曼帝国于1525年颁布新税法，取消埃及以前的香料配额和价格垄断政策，实行自由贸易的税收制度。帝国还实行优惠的关税政策，欢迎基督徒商人来本国从事贸易活动。由于旧商路国家的这些措施以及葡萄牙的衰弱，旧商路于16世纪中期又重新复兴和繁荣起来，并与新航路并存、竞争，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经济的繁荣。
——摘编自宋保军《奥斯曼帝国与16世纪中期旧商路的贸易复兴》
材料二 16世纪初，威尼斯人和奥斯曼的商业公司都清楚地认识到，为了防止葡萄牙的好望角航线带来的威胁，他们必须暂时搁置冲突。16、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的利凡特公司联合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东地中海的公司，从奥斯曼苏丹那里恢复了贸易特权。在诸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勒颇、巴格达等城市，以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为中介，这些公司与阿拉伯和土耳其商人进行商业交易。
——施诚《早期近代贸易的主要商品及财富流向》
(1)根据材料，概括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促进旧商路贸易复兴的主要举措。(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简述15—16世纪葡萄牙、奥斯曼帝国各自与东西方贸易的关系。
材料一 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1—13世纪，亚洲成为欧洲许多贵重商品的主要源地，这些贵重商品中的部分制成品是欧洲无与匹敌的，如丝绸、棉织品、地毯、珠宝、瓷器、药材和香料。欧洲人为了从东方输入香料和其他贵重商品，必须支付巨额黄金。因此，对他们来说，对香料和黄金的渴求是合二为一的。特别是在新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这种需求更加强烈。一方面是由于西、葡处于欧洲大陆的边地，加上奥斯曼土耳其对东地中海的控制，亚洲商品经过层层加码后才能到达比利牛斯半岛。同时，西、葡金银矿藏比较贫乏，加剧了其经济的拮据状态；另一方面是西、葡长期以来受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统治，习染了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收复失地运动使西、葡重新恢复了统治者地位，封建主义的贪欲如同火山，喷涌而出。这种恶性膨胀的贪欲与国内金融的困境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使西、葡把掠夺的矛头指向外部世界。
——摘编自张黎夫《试析西、葡积极开辟新航路的原因和条件——兼论西、葡新航路开辟的性质》
材料二 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西欧各国的经济面貌，加速了封建经济的崩溃，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西欧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超越了亚、非、美洲的许多国家。西欧殖民者在亚、非、美洲的殖民统治，阻碍了殖民地各国正常的历史进程。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正如马克思的精辟论断：在原始积累历史上，一切在资本家阶级形成过程中起杠杆作用的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那么，新航路的开辟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影响已被无数史实证明是深远的。
——摘编自杨凤霞、宁波《对新航路开辟的历史影响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班牙、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材料 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属于内敛的“大河文明”，讲求“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因此，郑和下西洋时虽然也“用兵海外，并不是用武力‘宣示国威’，或殖民其他国家。郑和这支部队的主要作用是维和，‘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任何军事行动后都未居功要挟或奴役其国”。在探索海外未知领域时仍然是以和平、稳定、厚重、交流作为精神向导，有助于东亚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形成，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影响有限。
在早期的航海探索中，由于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缺乏，西欧人并不了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财力物力支持，但没有航海地图、缺少气候预测、造船技术有限，当时的航海探索可以称之为百分之一百的冒险。西欧人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类勇气的力量，强化了征服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因此，地理大发现不仅从物质上推动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更从精神上确立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中坚毅、斗争、进取、征服甚至是掠夺、霸权等处于强势地位的精神支柱，在与东方讲求儒雅、平和、稳定、固守甚至是忍让、懦弱等东方文化精神相碰撞时，当“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在近代出现冲突时，西方文化的进攻就自然处于上风状态，为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精神基础。
——摘编自刘鹏《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1)根据材料指出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的开辟相比有何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新航路的开辟是一次百分之一百的冒险”的原因，并说明冒险成功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影响。
材料一 直到15世纪之后人类世界才真正开始尝试相互碰撞、物资交换，开始了相互支配和冲突以及文化的交流。大洋航海之路一旦被打开，世界各大陆迅速实现了相互连结。海洋不再是交流的障碍，开始扮演超高速公路的角色。各文明圈和生态界的各要素向全世界扩散，我们生活的近代世界也随之经历了激变。……最初世界海路的开拓毫无疑问是欧洲航海人的功绩。
——（韩）朱京哲《深蓝帝国：海洋争霸时代1400-1900》
材料二 就海上格局而言，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16世纪前的区域格局阶段、1500—2000年的单极主导阶段，以及正在进入的一个多极格局阶段。
——摘自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16世纪以来的海上格局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回答“最初世界海路的开拓毫无疑问是欧洲航海人的功绩”的原因，并概括“大洋航海之路”打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对材料二曲线图所示的海洋格局予以说明。
材料一 1492年，哥伦布将他在靠近美洲大陆海地岛看到的新谷物－玉米以及当地人食用玉米方法的发现郑重地报告给了西班牙国王。1494年，哥伦布第二次航海归来，把玉米果德车献给西班牙国王。
1505年，葡萄牙人种植玉米，为解决向南美洲贩运奴隶时所需的粮食，于16世初将玉米引入西非殖民地，在17世纪中叶经陆地传入到非洲南部。
1562年，英国首次在试脸地引种玉米。1571年，德国开始大面积种植玉米，称为“意大利玉米”，可能是从意大利经由瑞士引进的。玉米向亚洲传播的时间一般认为大约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将玉米传入印度、孟加拉国等地，而后从印度经中国的西藏传入内地。
—摘自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出版的《玉蜀黍专著》
材料二 16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福克斯的植物志中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幅印刷出版的玉米植株全图。耐寒的玉米的推广渐渐消解了欧洲传统的冬季休耕制度。玉米粒和玉米秸秆大大取代了牧草成为饲料。16世纪欧洲小麦的种收比仅为1：5，即种下一颗麦粒能收获五颗麦粒；而同时期玉米的种收比可达到1：25-100。是小麦的10倍左右。玉米传入某国、某地区之初，各国和当地的统治者，包括国王、诸侯、领主、教会、教堂、各层等级议会、城市共和国的僭主家头、自治市的首脑等，出于种种原因，往往没对玉米种植征税、收租、取赋、分润。故玉米入欧后很快传开。
—张箭《新大陆玉米在欧洲的传播研究》
(1)提取材料一中的信息，说明该材料对研究15、16世纪世界史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玉米入欧后迅速传播的原因。
材料一 当14世纪在意大利发出文艺复兴的第一束光芒始，到16世纪文艺复兴扩展到了德、英、法等地，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才刚刚从中世纪的文化遏制中转变过来。此时恰逢世界的大航海时代（15-17世纪），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大航海时代发现了中国。所谓西方对中国的发现，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看见了原来未曾看见过的事物”，而是一种具有“新的品质”的发现。这后一种发现，更加是本质意义上的发现——原来人类还可以这样来生活，人类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上帝的主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他们可以追求美女，他们可以追求夫义妇顺、连生贵子，可以追求丰衣足食，可以追求风花雪月…了解了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再来解读中国清代外销瓷，它们恰恰就是这一中国文明、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件中国清代外销瓷都是载体。因为几乎每一件清代外销瓷都有瓷绘，而这些瓷绘是“画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什么是意必吉祥？吉祥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的幸福。显而易见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数量巨大、传播广泛、画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化启迪西方的过程中起到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
——阮富春《清代外销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
材料二 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就促使丝织业和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它们的顶峰——工场手工业时期，其生产力也提高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四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景德镇瓷商贩运白胎瓷至广州设厂加工釉上彩，于是遂有“广彩”的出现。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晚明至清乾隆时期景德镇外销瓷研究》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清代中国外销瓷器迅猛增长的原因。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清代瓷器大量外销的影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说：“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以中国文化大规模西传、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谈谈你对这一特征的认识。
材料一明代商人在商业经营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转贩南北，行货四方，足迹遍布全国，远达海外，在广范围、长距离贸易中赚取利润……这其间，明代商人演化出共本合伙、差委雇佣等愈益完备的商业活动方式，不仅扩大了自身营业规模，也扶助并带动了宗亲乡邻共同致富……通过资本的合理运作，商人还得以用预付本金形式一定程度介入并控制商品生产过程。然而，以上诸种表现大致只可视为当时商人为增殖财富而在经营层面逐渐形成的获利手段，内中虽然透露出商业资本持续扩展的潜能和张力，但总体而言其于传统中国向西方式“资本主义”或“现代”转型含义上同社会形态演变的内在关联及进步、落后与否的定性尚不明确。也就是说，所谓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变化，明代经济领域的变迁尽管提高了全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却与国家既有体制整体保持了契合性，两者并未构成本质冲突。
——摘自常文相《明代商人财富增值的过程及方式》
材料二随着城市的复兴，商人阶层树立了与当时社会相对的价值观。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自给自足，商人却以钱财为本；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等级观念，商人在追求钱财和从事经营的道路上，最看重的却是自由；庄园制所崇尚的是各自封闭，而商人阶层经营却以交往和联系为特征。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商人所崇尚的冒险和开拓的精神也随之发展起来，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原动力。
——摘自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出现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商人和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群体在推动两国社会发展方面的共同作用。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推动社会变革与转型方面，与英国近代商人群体相比，明清时期中国商人群体的不同，并分析原因。
材料 给哥伦布一个“伟大航海家”的称誉并不为过，虽然他可能不是从旧大陆去到美洲的第一个人，有人说，“早在10世纪时，北欧人就已到了美洲，还有人说，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已到过美洲”。可是，作为新大陆“被发现”的正式标志和起点，公认为应从1492年的航行算起。
——据赵瑞芳《“新航路开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公认1492年是新大陆“被发现”的正式标志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给哥伦布“伟大航海家”称誉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