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充分发展，但当时的戏剧也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例如，在悲剧《奥瑞斯特斯·复仇神》中，女神雅典娜警醒人们切勿挑起公民之间的对立，导致城邦一再陷入内斗。在《请愿妇女》中，外邦传令官谴责雅典民众在公民大会议事时鲁莽成性，经常在情绪驱使之下投票决议发动战争。在喜剧《马蜂》中，雅典陪审员被比喻为成群结队的马蜂，他们往往被“煽动家”蛊惑，不问案情原委便要判人重刑甚至死刑。

——根据王焕生等编译《古希腊悲喜剧全集》整理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辉煌的文学形式是戏剧。它原先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在早期其情节很短，演员是业余的。至16世纪下半叶，戏剧迅速发展，演出场地也从教堂搬到剧场，并出现了职业演员。此后，剧场成为伦敦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剧院吸引着国内外的观众，历史剧和爱情剧取代圣经故事，成为主要题材。在当时戏剧首先属于商业行为，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其次才是一种艺术形式，剧作家的初衷只是取悦于观众。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材料三   清朝实行“湖广填四川”时，高腔、皮黄、梆子等戏曲声腔也随之入川。当时四川“大约西人用秦腔，南人用昆腔，楚人土著多曳（弋）声曰高腔”。但随着移民后代的原籍意识逐渐消融，形成一个以高腔为主、五腔并存的大剧种——川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川剧各戏班、剧团要求艺术革新的民主思想日益浓厚，兴起了以穿戴时装、演时事为特点的川剧时装新戏。抗战爆发后，川剧界编演了《枪毙韩复榘》等大量直接反映抗战事迹的时装新戏。自20世纪初到40年代，川剧舞台上总计演出过400多个时装新戏剧目，有力推动了川剧的变革。

21世纪以来，在各级政府的倡导和资金支持下，川剧院团本着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川剧艺术的目的，免费将优秀剧目送到校园演出，教授中小学生学习川剧表演、打击乐。不少学生看完戏后，对川剧产生了兴趣，感叹传统川剧的博大精深。各院团还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川剧进社区活动，以名家名段演出惠民，满足了社区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提高了社区居民共创和谐社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根据杜建华《川剧史话》等整理

材料   历史分期能帮助史家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使读者更易理解世界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无论史家做何种历史分期，都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某种衡量、筛选历史的尺度或标准，都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历史观。如1666年荷兰历史学家霍恩纽斯提出的“古代一中世纪一现代”理论，认为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为古代，中世纪指“黑暗时期”，文艺复兴后则被定义为现代。随着19世纪末欧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全球扩张，这一理论得以向全世界传播。

——摘编自李友东《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分期问题探讨》

材料一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50年，埃及服饰的发展相对稳定。一般来说，埃及人会穿一种短裙申提（schenti，最初仅供法老穿用），这种服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限上层阶级穿用。服饰的布料多采用亚麻纤维，由于亚麻织物凉爽、轻便，适合埃及的气候。各神殿中的祭司浮雕形象在或长或短的申提外面常穿一件三角形或金字塔形的围裙;伊西斯神殿中的托勒密二世浮雕头戴王冠，王冠的圆柱形基座后部向上延伸，托起了两个花冠，红色花冠代表下埃及，上部的白色花冠代表上埃及，基座和两个花冠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王冠的整体。

——摘自[英]梅利莎．利文顿编著，宋炀译《世界服饰史图典．古代到19世纪的时尚》

材料二       15世纪以来，服饰时尚的领导者集中在日益辉煌的欧洲宫廷，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欧洲男性服饰凸显肌肉发达、肩膀宽大，女性服饰呈现丰胸、细腰、矮小、圆臀特点，这种造型观念是基于人体解剖学制衣的理念，摆脱了哥特的直线型风格。男女服饰面料都比较豪华，女士往往还佩戴华丽的珠宝首饰。欧洲人对服装的迷恋还体现在服装类书籍的发展之中，仅1560年至1601年间，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德国就出版了十几本服装类书籍，这些书籍是木版画作品集和雕版印刷品，其中有很多欧洲的服饰，也有一些涉及近东、非洲甚至新大陆地区的服装。

——摘编自黄士龙《中西服饰史》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君主不愿按传统习俗行事，更愿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一种新的精神来处理事务，并且热衷于变革。随着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国家结构发生变化，宫廷生活变得更加活跃，人们愈发重视宣传宫廷礼仪。宫廷不仅是政治活动中心，还是资助文艺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产生了许多供后人景仰的艺术珍品。16世纪以来，因为作家和诗人都乐于表现祖先和君主们的丰功伟绩，所以他们也就享有了能够接触丰富档案资料的特权。诗人们为了获得君主授予的桂冠，常常将他们描写得十分伟大。在外交文书上，君主注重形式的完美，便越来越多地雇用人文主义者担任文书长，让他们使用规范的拉丁文书写公文，且讲究修辞。

——摘编自李玉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材料二   审判查理一世前后，英国君主形象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尽管审判查理一世后，君主形象又一定程度上复归神圣，但这也无法改变统治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事实。君主权威从神授和不可分割，彻底转变为“王在议会”的混合君权观和大众主权观，确保了英国人从中世纪就享有的“自由”。英国君权观的变化与对查理一世的审判是相互作用的。新君权观为审判查理一世提供了理论武器，反过来，审判查理一世践行了新君权观，并提出了君主在英国拥有合法性的新标准，巩固了君主在英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摘编自陈晓律《君权变化的政治含义——英国近代政治转型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