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材料一   卢梭认为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社会人，是不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人。他认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他通过《爱弥儿》塑造了一个在自然条件下接受自然教育，保持着人类最美好自然天性拥有真正自由的自然人。……卢梭自然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利用教育塑造完美人性，进而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重建社会文明。

材料二   卢梭说“在未使人成为人以前，绝没有必要使人成为哲学家”。在《爱弥儿》中，卢梭多次提出“爱弥儿”与“社会人”的比较，试图来揭示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成为压抑人性的新的工具。……理性权威成了新的宗教权威来奴役人民，……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只会让人们从一个迷信转移到另一个迷信上，无法真正解放人的心灵。

——摘编自代志卿《从“社会人”到“自然人”：卢梭<爱弥儿>对理性崇拜的反思》

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

——据黄洋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 “东方”想像》和许平《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

注：希波战争是对公元前499年至公元前449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城邦所引发的一系列战争的统称，结果希腊联军获胜。战后，雅典民主政治走向繁荣，波斯帝国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