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共性与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国形象”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流行语的背景及“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褪色的原因。
| A．宗教改革后新教影响巨大 | B．理性思想和批判精神盛行 |
| C．世俗势力与神权激烈斗争 | D．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色彩 |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法国“中学西渐”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驳斥“西方中心论”。
| A．推动了报刊传媒业的发展 | B．包含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追求 |
| C．为法国带来诸多经济效益 | D．蕴含着启蒙运动的政治理念 |
材料一伏尔泰认为，……（中国的）皇帝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最有权成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成为民众自觉递循的行为规范；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皇帝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中国的法律往往与习俗相混，判断是否违法并无严格的依据，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最终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摘编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材料二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已经铸就了历史的丰碑。当时的西欧，曾经出现过一个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热，朝野市井到处可见中国文化的影子，如茶叶、陶瓷、丝绸、儒家学说、政治制度……十八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从康熙中期开始的，历经康、雍、乾、嘉四朝，被认为是清代的盛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同一时期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还远未建立体系。随着法国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学者们迫切需要一种新思想来证明其所推崇的“理性”，并以之对抗宗教的愚昧和皇权的神圣。孔子的这套充满实用理性和自然理性的道德体系，无疑为启蒙思想家们抨击宗教提供了极好的武器，而中国完善的官僚体系和文官制度，则是对抗西方世袭制的有力理论。
——摘编自蔡若明等《论十八世纪西欧的中国文化热》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的态度及主要依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对理性的信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的运作法则，更促使启蒙思想家去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史学杰作。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这样评价吉本的研究:“从逐页的注文可见，其征考的文献之广，辫析史事之勤，也就是讲求理性验证之严格，在19世纪西方史学大兴史料研究之前，是难见其匹的。”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那种对史料的审慎批判态度，直接影响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并为其奠定了基础。启蒙思想家们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理性批判态度，较为适当客观的评判原则，促进了历史学朝科学化迈进。
—摘编自黄冬敏《理性主义史学研究: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中心》
材料二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历史进步”的观念完全颠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循环论。然而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在20世纪初受到了挑战，理性的历史研究并没能阻止非理性的世界大战。二战后，人们愈发意识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生产力提升、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冷战造成了人类生存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等问题;高速发展的信息化促使精神文化的生产进入普通的商品生产的轨道;世界范围内各种反叛的革命激情高涨。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概念和原理中来审视现代历史学。詹京斯在《历史的再思考》中把历史学家的著作看成历史学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所包容的故事编集。
—摘编自刘华初《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史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史学理论革新的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国家观念的主要支柱。自春秋战国以降的两千余年间，“此悉土悉臣之思想，已深入一般人民之脑中”，维新派在批判了这种“自古以国为君主之私物，民为君主之私仆”的观念后，阐述了国民为国家构成之主体的新学说。梁启超写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国民报》也发文阐述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国民报》指出：“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即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权利者，非国民也。”
——摘编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
材料二 在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年代里，那些勇敢的启蒙思想家们以深刻的见解和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封建统治，宣传和颂扬必将取代旧制度的“理性”新时代，确实是“非常革命的”“伟大人物”。天主教炮制所谓“君权神授”说，把封建制度奉为神的恩赐和神意的体现，树立封建王权的绝对权威。因此，“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摘编自刘宗绪：《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李凤鸣：《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法两国提出的“各种权利”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法两国对于“权利诉求”的不同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文明”最初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憧憬。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被视为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开山之作。伏尔泰主张放弃以往历史中对偶然事件的叙述，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从而把杂乱无章的东西构成整幅连贯清晰的图画，并“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在伏尔泰看来，人类精神的历史展现了从蒙昧到启蒙即文明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概莫例外。为此，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还叙述了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亚洲民族的历史，其文化史或文明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伏尔泰借自然规律论证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大海不可能覆盖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上，那样的看法是同万有引力和流体静力学定律相抵触的。”
——摘编自徐浩《西方文明史比较中研究范式的转变》
材料二 “现代化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但此后至40年代“革命史范式”占据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陈旭麓等历史学家对“革命史范式”的主要线索提出了质疑，“现代化范式”进入复兴时期。以罗荣渠、章开沅为代表明确了“现代化”概念的含义，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史独霸的地位，兼顾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科技史、妇女史等领域的研究，还开辟了城市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非农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积极的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专业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的发展，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国民生活水平与生活素质的提升等等。”
——摘编自康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历史观的特点，并分析出现这一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现代化范式”复兴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作为启蒙思想核心信条的自由、平等观念，的确有其欧洲本土的历史渊源，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时的西欧人对域外文明的考察了解不仅极为广泛，而且相当精细，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世界性文化研究兴趣。他们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关注中心，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明。18 世纪出现席卷法国的著名的“中国热”，儒学对整个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奠基具有重要意义，以法国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虽然以主张重农主义的经济学说而著名，实际上却是以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理论为指导，对《易经》中天道自然的思想甚为佩服，英国的斯密也通过“重农学派”吸收了重农的思想，出版了《国富论》，抨击欧洲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事实表明，如果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法国启蒙运动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文化原则的提倡的力度无疑要大打折扣，因而中国文明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特性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容抹杀了——尽管这种影响的大小、深浅，还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史学课题。
——摘编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之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
材料二
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这样，就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
——引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华文化如何参与塑造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和政治文化的特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的原因。
材料一 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培根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流派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思想发展，加速了苏格兰民族的苏醒，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活水源头。早在1561年，苏格兰新教派改革家诺克斯通过长老会向苏格兰国会提交的《规章一书》中，就建议拨出全苏格兰教产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兴办国民教育，当时苏格兰的大学教育甚至比英格兰的牛津、剑桥更有活力。18世纪初，拥有活跃港口经营贸易的苏格兰在合并到相对稳定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之时，便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苏格兰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中涌现出了休谟等诸多思想家，波及法、德、美等国，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摘编自李雪丽《苏格兰启蒙运动概论》
材料二 宗教是启蒙运动最复杂、最棘手的主题。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腐败的宗教”的批判与反思，对“真正的宗教”的启蒙与建构，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贡献。在休谟看来，与狂热相比，迷信更可恶，带狂热色彩的宗教在发轫之初都比较暴烈，在不知不觉中潜入人的灵魂深处，进而让教士树立起牢固的权威。休谟认为“一切超自然的神奇的传闻特别在无知的野蛮民族为多”，无知与愚昧是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亦是宗教不断变质与败坏的认识根源，斯密在休谟的基础上指出，“科学是对于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剂”。当时苏格兰的牧师们“经常被发现乐于培育和鼓励这些败坏的观念”，罗伯逊的看法也如出一辙，他认为“宗教的牧师们就成为迷信和崇拜的对象”。
——摘编自项松林《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宗教启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爆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批判“腐败的宗教”的表现，并指出其构建“真正的宗教”的方式。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之间关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