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俄国1861年改革的法令包括《总法令》、四个地方法令及补充法令。这些法令规定：农民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并允许他们通过赎买方式取得份地。但赎买活动并非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初期，中部黑土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成为赎买活动的主要区域。1873年情况逆转，以代役租为主的非黑土省在赎买活动中超过黑土区，这表明劳役制地区农民的支付能力已耗尽，全俄赎买速度放缓。1881年政府颁布法令，农民从自愿赎买转向强制赎买阶段，土地的赎买价格远超自身的价值，如非黑土区由1.8亿变为3.42亿卢布。为解决农民无力支付高额赎金的问题，政府通过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以支持他们完成赎买。总之，赎买加速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准备了条件。

——摘编自《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经济研究》

材料一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把迅速接管明朝疆域奠定“大一统”疆域格局作为主要任务。然而，清朝上层也清楚地意识到，如若仅是承袭明朝疆域，根本无法实现立国，特别是其文化上的先天“短板”，导致立国话语权的缺失，只有构建起超越以往历代的疆域，才能稳固立国根基。因此，自入关初，清朝统治者就把突破以往的九州疆域“大一统”作为预设目标。在乾隆朝重新实现西域新疆统一后，疆域“大一统”观被乾隆帝发挥到极致：“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清朝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被汉族士大夫认定在“夷狄”范围之内，并不具备统治资格，于是清朝在构建疆域“大一统”观时，极力淡化边疆“四夷”观，清帝认为，在疆域“大一统”观的统筹下，“华夷”之间已经成为一体，不再分彼此，这在客观上展现出促进族群融合、解构“华夷之辨”的价值功能。

——摘编自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

材料二   “天命之说”是19世纪中期在美国广泛传播的一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是由美国扩张主义者约翰·奥沙利文于1845年首先提出：“上帝为了让我们年年增殖的大量人口得以自由发展而赐予的‘命运’，是让我们扩张繁衍。”这种观点一经面世，就立即成为美国对外扩张行动的理论依据。1845-1848年间，在“天命之说”华丽辞藻的掩饰下，美国获得了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增加了12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19世纪末，美国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美国总统麦金莱说：“我并不想要菲律宾，菲律宾是作为上帝的礼物而向美国走来的。”麦金菜的所作所为不仅把“天命之说”发展到空前水平，而且在利用它为美国的海外殖民政策服务方面创造了新的纪录。

——摘编自李薇《“天命之说”对美国领土扩张的影响》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   到1873年，尼采一改战争时期的钦佩态度，转而激烈地批判德国人因为战争的胜利而失去忧患意识。所谓“大政治”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政治语汇，用在俾斯麦身上，指的是一种以“铁”和“血”（也就是现代科技和军事）作实力支撑、在列强之间维持巧妙平衡的“强权政治”。尼采的大政治则要求突破民族主义，通往更高的文化追求。于是，当仍停留在19世纪民族主义的俾斯麦还在使出浑身解数维系欧洲平衡之际，尼采成了最早的欧洲一体化，甚至全球化思想者。尼采的大政治成了一种以文化价值为主导的政治，俾斯麦的大政治终究仍以文化为政治的手段。俾斯麦通过唯实政治的权利游戏、通过铁与血的结合统一了德国；尼采则以文明底下的生命问题为切入点写作《悲剧的诞生》，为新生的德国赋予世界历史使命。此两者同为那个时代重要的权力意志事件，前者显赫而后者隐蔽，分别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处境和精神危机。

——摘编自余明峰《尼采、俾斯麦与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