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亨利·基辛格指出：“克里米亚战争（注：1853一1856年），使维也纳会议费尽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英国与俄国分别是大陆均势体系的两个平衡者，英俄关系对欧洲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然而，战争促使了英法两国结盟，那就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的“后遗症”基本上被战争清洗干净：战争也意味着神圣同盟的终结，欧洲的协调机制蜕化。
克里米亚战争并非仅仅影响欧洲和俄罗斯，事实上对大清帝国的安全也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败，但在对待大清帝国的问题上，俄国与英国、法国、美国却又形成“共谋”。俄国在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驱动之下，在大清帝国得到了最大的“补偿”，从而使俄国的帝国形象可以重新与其他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国相比。
俄罗斯的确是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但俄罗斯也从中学会了一些东西，正如俄罗斯当时一些西方派所说的那样：“文明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口来对付这场斗争。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自那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摘编自胡键《“东方问题”远东化、克里米亚战争与大清帝国的安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维也纳体系的主要特征，并概括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相关史实，简要说明你对“对大清帝国的安全也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及“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的理解。
材料 关于普里格诉宾州案的争辩
1842年，奴隶主普里格因抓捕一个逃亡奴隶，向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申请相关证明文件，但该州法院以《1826年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案》中禁止将黑人视为奴隶强制带离本州的条款为由，拒绝受理该案件。于是普里格在没有求助进一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便将逃奴带回本州，因而引发诉讼。
这个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法官分歧很大，判决书上最后写了7个法官的意见，斯托利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结果。
斯托利法官：联邦宪法中“保证奴隶主追捕奴隶或重新获得他的奴隶的权利，在蓄奴州的地方法中，这些奴隶是被当作财产看待的”的原则，是需要自由州承认的一个普通法原则，追捕逃奴的管辖权完全建立在联邦最高权威的基础之上。
麦克林法官：黑人不是财产，而是具有人格的自然人，联邦政府要求自由州交出逃亡奴隶的行为无疑会干涉到自由州的内政，对于州出台的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的规定应予以大力支持。
坦尼法官：自由州没有权力出台法律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出于礼让条款，自由州有义务尊重蓄奴州的法律，补充联邦政府对奴隶主权利的保护。
——摘编自宋云伟《美国内战前联邦制因素对奴隶制相关案件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普里格诉宾州案中法官争辩的焦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普里格诉宾州案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材料 1872年，依照欧美军制，日本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陆海两军的最高军政军令机关。1878年，日本又仿效德国，设立参谋本部，首先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二元化”体制。1886年后，日本海军同样也实行“二元化”领导体制。同时又作出规定，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实行武官专任制。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最高军令、军政权力，可以直接委任军政、军令两大系统的高级将官，政府及其内阁总理大臣无权过问。军令最高首脑（参谋本部总长、军令本部总长）和军政最高首脑（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有直接上奏天皇、辅佐天皇进行军令军政决策之特权，同时对天皇的军事诏令又有独断执行的权力，均不受政府其他阁员的制约。
——摘编自《〈世界军事战争史—211〉日本明治政府的军事改革（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明治政府军制改革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日本明治政府军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把迅速接管明朝疆域奠定“大一统”疆域格局作为主要任务。然而，清朝上层也清楚地意识到，如若仅是承袭明朝疆域，根本无法实现立国，特别是其文化上的先天“短板”，导致立国话语权的缺失，只有构建起超越以往历代的疆域，才能稳固立国根基。因此，自入关初，清朝统治者就把突破以往的九州疆域“大一统”作为预设目标。在乾隆朝重新实现西域新疆统一后，疆域“大一统”观被乾隆帝发挥到极致：“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清朝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被汉族士大夫认定在“夷狄”范围之内，并不具备统治资格，于是清朝在构建疆域“大一统”观时，极力淡化边疆“四夷”观，清帝认为，在疆域“大一统”观的统筹下，“华夷”之间已经成为一体，不再分彼此，这在客观上展现出促进族群融合、解构“华夷之辨”的价值功能。
——摘编自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
材料二 “天命之说”是19世纪中期在美国广泛传播的一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是由美国扩张主义者约翰·奥沙利文于1845年首先提出：“上帝为了让我们年年增殖的大量人口得以自由发展而赐予的‘命运’，是让我们扩张繁衍。”这种观点一经面世，就立即成为美国对外扩张行动的理论依据。1845-1848年间，在“天命之说”华丽辞藻的掩饰下，美国获得了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增加了12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19世纪末，美国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美国总统麦金莱说：“我并不想要菲律宾，菲律宾是作为上帝的礼物而向美国走来的。”麦金菜的所作所为不仅把“天命之说”发展到空前水平，而且在利用它为美国的海外殖民政策服务方面创造了新的纪录。
——摘编自李薇《“天命之说”对美国领土扩张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疆域“大一统”观的特点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天命之说”的作用。
材料一 （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在热切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于一切形式的专制政治的警惕……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性要素应运而生。这些制度性要素主要就是一套“地域和体制的双向平衡机制”，亦即通过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分权……来实现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全面制衡，以防止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单独控制全国的政治生活。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首先是《权利法案》（1689年），规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停止实施任何法律和征收任何新税……第三是“三年法案”（1694年），规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每届议会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英国的王权还从来没有被套上这么多的“紧箍咒”。这个以往一直自以为只受制于上帝的权威，如今已完全受制于议会了，其神圣的光环已荡然无存。至此，国王的专权在英国已无可能。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由皇帝任命帝国宰相……（皇帝）有创制法律之权……皇帝有权召集、召开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以及使议会延期或结束。”
——《德意志帝国宪法》
(1)根据材料一，概括美国联邦制所体现的权力结构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是如何通过“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分权”来实现政治权力的制衡的。(2)从君主的权力方面，谈谈材料二和材料三反映的政治体制有何不同，并联系两国政治体制确立的背景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