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1857年末改革诏令发布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沙皇依靠高效的官僚机构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并且制定出相当完备的改革法案。这表明历史积攒的隐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既来自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政治危机，也来自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断改革。索洛维约夫说：“如果改革大业不是在专制皇权的主导下开始，那么反对派的实力将会强大得多，并会将改革完全倾覆。”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并且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他促使贵族主动提出改革，在形式上保障了贵族对改革的参与权，使得改革没有变成贵族与沙皇的公开冲突。在最为关键的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表达了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公正立场。在政治斗争中，他对贵族和政府的方案都采取了模糊立场这就保证了贵族对沙皇的信心，同时转移了斗争的焦点。最终在沙皇的保护下，编纂委员会（改革的中心机构）的主要成果得到保留。

——摘编自张广翔等《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材料 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一般是以官方订货方式来刺激工业生产，对与铁路修筑以及机车制造有关的工业和企业的订货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上的价格；成立有工商业者参加的工业会议和商业会议，讨论工业、商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办技术学校，培养技术人员；出版有关杂志，以交流生产经验。为保证俄国铁路、重工业的发展，1868年沙皇政府准许免税进口冶金、机械制造、钢轨工业所需要的生铁、熟铁和一部分机器。随后，当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影响本国生产发展时，沙皇政府便应本国企业主的要求，实行了巩固关税壁垒的措施。1868—1891年，生铁关税增加9倍，钢轨关税增加3倍半。高额关税还涉及绝大部分工业品，沙皇政府在1861年改革后相当注意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重要工业原料和新技术。改革前50年，俄国进口的工具和机器总计为83974件，“木犁与链枷、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机的俄国”。

——摘编自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