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造成的。危机期间，单靠私人垄断和自发市场机制已无法缓解矛盾，无法畅通再生产循环过程，只有国家才能充当调和矛盾、挽救危机的“救世主”。欧洲主要国家普遍认为，美国实行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是成功的。因此，二战结束以后，“政府干预经济”及按照这一思路“实行经济改革”等举措在主要西欧国家风靡一时。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

材料二 从1933到1940年，罗斯福进行了美国史无前例的政府主导改革项目，把联邦政府的角色转变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进行规划、支出、干预，甚至尝试公有制。经济复兴计划对金融市场、农业和工业重点领域展开整治。此外，国家复兴管理局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兴办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和日用品生产，采购过剩农产品，并以工代赈，刺激消费和生产。政府还在所有制方面进行改革，1933年成立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是对新型所有制的大胆尝试，该机构成为实施区域计划经济和商业管理的重要机构，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先河。

——摘编自王晓东《罗斯福新政——一场自由派主导的保守改革》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市场主导和政府调节之间寻求平街，既强调市场机制，又主张国家适度调控与国际协调，保持经济社会发展。

——《中外历史纲要·下册》P116 学习聚焦

材料四1940年代，越来越多的外国科学家涌入美国。受原子弹研制计划的影响，美国政府建立了6个国家实验室。1947—1969年，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家航空航天局、国防部等机构的资助下，政府委托高校、研究院、企业等组织兴建了74所国家实验室。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凭借超一流的硬件条件与科研团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科学家。1970年代，人们认为科学进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作用有限，掀起了质疑国家实验室的浪潮，到1981年国家实验室仅剩下34个。从1982年到1991年，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增加到40个。在持续加强军事科技研究的同时，政府推动国家实验室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卫生健康、生态环境、能源再生的研究中。

——据李阳《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

材料五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过克服科研资金不足的困难，依托高校等科研力量，组建了我过首批国家实验室，取得了一批领先世界水平的成果。1998年以后，国务院提出“培育国际一流实验室”、“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度”、“吸引、聚集和培养国际一流人才”等目标，仅在2012年投入16000与亿元，启动筹建了一大批国家试点实验室。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科研基地布局中存在的交叉重复、功能定位不明确等问题，我过开始对国家实验室进行优化整合，国家实验室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大型综合型研究基地。

——苏熹《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为主导：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和发展历程述略》

材料六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奴隶制在世界各地消失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工业社会不需要奴隶劳动。工业化还促进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工业巨头和企业家简直富可敌国，新阶级的强大实力使军事贵族和其他传统的特权阶层黯然失色。工业生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中的大部分都流入中产阶级手中，使他们成为工业化的主要受益者。与此同时，在工厂与矿山中辛苦工作的劳工大众形成了新的工人阶级。与早先的工匠相比，这些工人缺少技术，依附于机器，或者做工资很低的重体力劳动。集中于矿山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中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材料七 20世纪中叶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构成在新技术革命和新的物质生产方式的作用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科技进步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由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从事管理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人数也是成倍增长。另外，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展开，原来意义上的小业主、手工业者和小农场主人数不断减少，在日益激烈的残酷竞争中向下流动，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广泛兴起。第三产业以社会服务为中心，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远比工业小，劳务的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大，由此造就了一批第三产业的中产阶级。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八     

——《中外历史纲要·下册》P117

材料九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社会危机与社会矛盾尖锐。为尽快走出二战阴影，缓和社会矛盾，复苏经济，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在一些国家建立。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逐渐复苏，社会走向稳定。以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家为代表，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迅速发展。

——摘编自王晓洁《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材料十 关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影响，以下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观点一 福利国家关于分配的行政管理手段和官僚主义的方法与市场方法相比是较为低劣的；福利国家的干预行为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福利国家否定消费者对福利服务的任何实际选择；尽管把大量的资源用于福利，但是它难以消除贫困，或难以根除不平等的机会。

观点二 证明了资本主义具有改革的能力；使社会没有日益两极分化，实际上是难以置信的多样化的增长；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对促进社会进步是相当有效的。

——摘编自杨寄荣、杨王生《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评析——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福利国家》

材料十一   1792年英国妇女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第一本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维护妇女权利》。1870年议会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保证妇女独立经营或工作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这是英国妇女通过斗争获得独立财产权的开始。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投资经营虽然很有限，但不仅发挥了在英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此外，纵观英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可以发现它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了密切关系。女权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潘克赫斯特夫人就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之一。英国女权运动一直与工会运动相呼应，在获得妇女选举权之后，又在争取福利立法，同工同酬等方面继续合作。

——吴庆宏《论女权主义在英国的演进》

材料十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家务劳动在氏族公社原属于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家庭和私有制，家务劳动逐渐脱离社会劳动，变成妇女在家庭内的专门工作。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提出消灭私有制和家务劳动社会化。

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贡献在于：从思想上冲击了家务劳动纯属私人劳动的旧观念，对妇女的家务劳动给予新评价，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提出家务劳动不应该是妇女专门的工作，就为提高主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男女平分家务劳动提出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还提出如女性教育、提高性别觉悟、生育自由、性平等和儿童社会化等理论，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也大有裨益。

——王智海《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权主义的联系》

材料一   司马迁把人们的物质需要作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认为治国之道应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海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主张顺应人的需要去因势利导，这是最好的政策；其次是运用伦理规范和规章制度对人们实行教化；再其次是采取刑罚干预手段；而最不好的政策是与民争利。1897年，梁启超在评论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时指出：“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姚家华、孙引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

材料二   1845年，爱尔兰（时由英国统治）的农作物枯萎病大面积暴发。刚被发现的时候被称作“黑腐病”“瘟热病”“腐败症”和“瘟疫”等。作为当地人主要食物的马铃薯受害严重，很快造成大面积的饥荒。面对爱尔兰受灾后哀鸿遍野、饥馑载道的局面，英国罗伯特·皮尔内阁采取过一些积极的措施，如通过低价销售有限的印度谷物（玉米）以平抑粮食价格，同时通过公共工作规划提供就业，以及由此而来的购买粮食所需的丁瓷，但这些政策受到继任者约翰·罗素（1846年6月任英国新首相）的强烈批评并被很快废弃。罗素在英国议院下院演讲时曾辩解：“我们认为将供养人民的任务留给私人企业和正常的贸易更为妥当。粮食价格不应该实施管制我们必须放弃任何干预价格的企图。”罗素内阁财政部部长查尔斯伍德宣称：“我发现，政府干预越多，越难以对此产生信任，除了个人掌握私人资本外，我不相信任何事物。”受罗素内阁消极政策的影响，爱尔兰人口在饥荒中损失了100万以上。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著《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吉林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开始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西方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西方许多经济学流派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学术界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基本原则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倡导政府可以提供某些服务，补贴最低收入，但不能以平等为目标而过多行使福利职能。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