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冷战时期西方学界的冷战研究形成三个学派。“传统派”认为，冷战作为一种“非战非和”的大国关系，是苏联“非理性”挑战与美国“理性”应对的结果。“修正派”认为，美苏战时同盟的瓦解及对抗的升级，应由美国承担主要责任。“后修正派”代表人物加迪斯认为，苏联的政策行为使得美国公众和国会在政策制定者决策之前就选择了支持对苏遏制。在《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中，他研究了为何美苏经历40多年冷战却未陷入正面战争，称之为“长和平”。

文安立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冷战史新研究”的领军学者，《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一书，将冷战研究拓展到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认为“冷战是殖民主义以略微不同方式的继续”，“冷战既是美国史一部分，也是全球史一部分”。他的研究重视使用多国多语档案，《剑桥冷战史》由文安立等20国71位冷战学者共同完成，从高端政治话题到日常生活，从领导人的决策到市井小民的普通经历，都成了冷战研究的话题。

——摘编自夏亚峰《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材料一   二战后，印度成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进入50年代，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和平竞赛”，以制度优势战胜资本主义，亚非拉作为“中间地带”成为重点争夺对象。1955年之后，苏联为印度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印度成为苏联在亚洲给予经济援助数量最多的国家。

——摘编自沈志华《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等

材料二   苏联这种不同以往的大幅度对外援助活动被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视为“经济攻势”，亦引起美国政府的警觉。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了之前重自由贸易而轻对外援助的做法，积极加强对外援助。美国政府对印度提供了数量可观的经济援助，使印度成为当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中最大的受援国。

——上述材料摘编自郭华东《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攻势与美国的反应（1953-1961年）》

材料三   中国、印度的人均GDP表

20世纪50年代一次国际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两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我们能否比试一下，看谁干得好。周恩来表示同意。

——摘编自高斌《中印两国经济现代化的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