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独立之初，美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十分弱小。保护主权与领土完整、捍卫共和政体以及确保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是新生美国的基本安全目标。南北战争结束后，伴随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美国国力快速强大。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彻底放弃孤立主义，追随欧洲列强，加入全球角力和殖民扩张的行列。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空前强大。美国认定本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表现为意识形态竞争、军备竞赛与局部武装冲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找寻新的敌人、遏制新的竞争对手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意义日益凸显。“9.11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观产生重大影响，安全威胁来源转变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所谓“流氓国家"，美国的安全观由冷战结束后相对透明、自信和开放走向极端，更富有进攻性。进入21世纪，美国更加重视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及信息安全等其他安全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美国越来越多的警觉，美国安全战略不断聚焦中国。

——摘编自江涌、吕贤《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透视》

材料二

——根据和晓强《建国以来“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特征分析》整理

材料一   美伊关系的交恶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此后40多年里，美国没有停止对伊朗的制裁，背后的原因是美国担心伊朗对其中东霸权带来威胁。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起点是1979年卡特政府下令停止对伊朗的石油进口，并冻结了伊朗政府在美国银行120亿美元的资产，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大多维持或升级对伊制裁。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又借口伊朗研发核武器，美国联合部分主要国家对伊朗进行全方位制裁。美国政府对伊朗采取的金融制裁主要有以下两种手段：一是禁止伊朗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切断SWIFT系统(国际资金支付清算系统),使伊朗无法使用美元、欧元等进行跨境交易。制裁实施后伊朗石油出口量大减，GDP随之下降。二是冻结伊朗政府以及相关人员的银行资产。这不仅限制了经济运行，也引起伊朗人民的恐慌，对伊朗货币贬值和高通胀的预期进一步加速伊朗货币的贬值。

——摘编自陈华李鹏飞《美国对他国金融制裁的基础、路径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二   美国金融制裁明确地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它是针对完全不相干的第三国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强制性的惩罚措施迫使其断绝与目标国的经贸往来，而贸易自由本身就属于一国内政，不容许他人干涉；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实施次级制裁体现出的对本国管辖权的任意扩张，特别是以各种理由对他国属地管辖的突破也凸显出对他国主权的侵犯。

——摘编自范晓波《美国金融制裁的基石与应对》

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动承担起“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历史责任，创办了一系列学校。如有以宣传革命理论为宗旨的上海大学；有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另外，在社会教育方面，主要通过宣传倡导等方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动员，使其“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

——摘编自卢红、赵越《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演进、特征与展望》

材料二   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发展阶段

——摘编自谢美丽、王锋《联动与协同：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及启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军事安全教育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1955年《人民日报》发文提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大办民兵师”活动，全民备战教育空前高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网络信息、能源等领域的新型安全问题不断衍生。为此，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概念，国家安全问题随之进入到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各领域；1993年，《国家安全法》出台，规定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2014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摘编自李志强《刍议国家安全教育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等

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体系被认为是“基于普遍性的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间关系”的多边主义。彼得·卡赞斯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是一个双重等级安排的“地区性世界”：第一重等级安排是在美国和德国、日本之间，作为美国控制欧洲和亚洲的支点国家；第二重等级安排则是德国和日本分别同欧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之间。戴维·莱克则将这种等级关系推广到整个国际体系，认为“国际等级创造了国家间不同的功能分工和相互依赖”。约翰·伊肯伯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多边主义总结为“有自由主义特色的政治等级秩序”。美国居于这个等级秩序的核心，七国集团（G7)是多边主义的内核，其他发达国家是中间层，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外层。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成了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也逐步上升。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趋于对等，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在加深，等级化程度明显降低。

材料一   英国于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法国于1681年颁布的《海事法典》，对两国的航运业有推波助澜之功。在英法强劲的挑战之下，17世纪末期，荷兰日渐衰落，英法航运业及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英国逐步掌握了贸易主权，走上贸易帝国之道；而重商主义及其成果为18世纪法国的商业和欧洲大陆工业强国地位奠定了基础。17世纪末法国在海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过数场争霸战争后，在北美、中美洲以及非洲皆建立起了殖民地……最终英国于1763年彻底战胜法国成为海上霸主。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

材料二   2017年1月，美国海军发布文件指出，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的繁荣直接关系到美国海军提供的海洋自由。水面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并击败从海盗到全副武装的非国家军事行为体，再到敌国海军的威胁。全球的竞争者会试图破坏海上机动自由，方式是海洋拒止技术的部署和扩散，包括先进的反舰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整合和分层传感器系统及瞄准网络、远程轰炸机、先进的战机、潜艇、鱼雷、先进综合防空系统、电子战、网络和太空技术，以及不对称战术。这些能力旨在提高与美国军队对抗的风险，对手的目的是削弱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对我们前沿行动能力及意愿的信心。

——摘编自张昊译《水面部队战略：重返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