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战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国际经济调节机制，以加强对资本主义国际化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摩擦进行共同协商和调节。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各种组织的协调和影响下，各国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使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逐渐超过国际贸易的速度。国际投资、劳动力、技术转让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各国开展国际分工创造了有利条件。每逢经济危机来临，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来阻止经济衰退，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照顾，实行各种贸易优惠，以帮助它们进行经济调整。

——摘编自史妍嵋《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宏观调控》

材料二   1999年，美国的“西雅图风暴”席卷世界，拉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当前，反对全球化的既有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国家，也有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部门和处于竞争弱势的群体；既有旨在维持传统性的民族或本土文明的宗教力量，也有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还有主张限制经济全球化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环保主义者。总之，反全球化的力量可谓不一而足。当前，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地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摘编自林建华《反全球化运动研究》

材料一　G8(八国集团)是传统的工业化大国“俱乐部”。随着新的重要经济体的崛起，国际舞台上既有G8＋5，即八国集团与五个发展中大国非正式对话的形式(由G8发出邀请，五个发展中大国被动接受)；又有G20(二十国集团)，即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平等协调机制。此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新兴大国也在事关全球治理、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问题上积极进行协商配合。

——据陈伟光、曾楚宏《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结构》整理

材料二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来源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的人是不同的，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导劳动，能指引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劣等种族。这样就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责任来掩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政党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共商大计。这次大会名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媒体报导：这样的大场面，在世界政党史上可谓罕见。在中共十九大后开这样的会是非同寻常的，也是内涵深刻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推行全球治理模式、治理理念的伟大尝试，是中国全球治理政策的核心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