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律延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
材料二 从《法经》到《大清律例》，中国封建法典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皇帝的诏书往往成为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强调遵行礼教，强调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写进法律。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三：由于礼的侵入,法律思想的德化,法律制度的儒化,使道德高于一切,法律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人们的意识中道德的标准高于一切,道德意识较强,法律意识是服从于道德意识的。另外,由于德礼为先,属主导,将法的作用限制到一个极小的范围即罚以内,人们对于法的认识仅在于是镇压、惩罚,这样一来,人们避犹不及,更谈不上运用和掌握。
——郑永流 萧伯符《再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2)结合材料二、三分析如何看待治国过程中“礼法结合”这一特点？
材料四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3)依据材料四，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基本历程。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原因。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皇）权至高无上。国王或皇帝握有最高立法权，法自君出。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国王或皇帝也握有最高司法权，是全国最大的审判官，狱由君断。中央司法机关听命于专制王权，不能独立审判。另外，行政和司法不分，由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并须对国王或皇帝负责。
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事法律关系不发达，没有产生独立的成文的民法典。历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典为主体，兼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成文法结构形式。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和司法审判的依据。所谓“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礼率法”等等，使中国古代法制和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法、阿拉伯法系以《古兰经》为主要法典的传统迥然不同。
材料二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李悝的《法经》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为封建成文法的始祖。秦律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篇章、内容都有增减。汉律仍以《法经》为基础，吸取秦律成果编纂而成。唐律直接承继隋朝《开皇律》，它上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下垂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以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名扬海外，影响扩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
——以上材料摘引自李用兵著《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法制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法系的地位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