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现中国民族史撰述高潮，其中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各自撰写的《中国民族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汉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壮大为线索考察中国民族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为各民族趋于汉化一途。1939年，顾颉刚有感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授人以分裂的口实，应该正名“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与内地为一体。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参与并领导这一工作，于80年代末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他深切体会到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是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由于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构建了有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理论。以此为基础，引发了中国民族史的撰述热潮，诸多撰述纷纷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主线考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材料一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材料二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1969—1972年实现缓和，改变朝鲜战争后一直存在的敌对状态，苏联因素是第一位的。正如毛泽东在1973年2月在会见基辛格时所言: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基辛格也在回忆录中说:“北京和华盛顿正是对苏联力量有一种共同的关切才走到一起的。”即便缓和过程充满了猜忌、犹疑、彷徨甚至是挫折，中美两国最终走到了一起，并在相互交往中扩大互信的基础和互利的领域，不断丰富着中美关系的内涵。毕竟，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间的差异和隔膜终究不能将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永久地分隔开来。

——摘编自沈志华《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

材料三   以下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活动及成就。

（一）中国全面参加与联合国事务，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

（二）倡导召开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的历史性首次会晤

（三）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

（四）倡导和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