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62年2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从而也为同中国发展关系扫清了道路。这时，美法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已全面展开，美苏为阻止法国和中国等国家掌握核武器，维护它们的核垄断地位加紧勾结……

1963年10月底，戴高乐派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费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到中国进行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使他“深受鼓舞”。通过这些接触，双方发现它们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着一致或相近的立场……1964年1月，戴高乐总统正式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同月27日，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法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摘编自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法国是欧洲建设的领头羊，在当时冷战正酣的形势下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在亚洲始于日本，在欧洲始于法国，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则是日本远不能企及的。中法关系的发展在欧洲则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西欧国家相继出台对华政策。德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最初完全是受到法国的启发。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对华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其特殊意义和作用不言自明。

——摘编自孙海潮《中法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为少数民族专章设传、系统开展民族书写，始于《史记》。司马迁认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司马迁将匈奴等他族传记归入“列叙人臣事迹”的传目之下，赋予了少数民族以等列天子臣民之身份，彰显了司马迁对于民族一统的向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骠骑仍再出击胡，获者四万。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可见司马迁既反对其他民族对汉朝的侵扰，亦反对汉朝对这些民族和地区的用兵。

——摘编自刁生虎、王欢《〈史记〉民族书写与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史撰述高潮。1939年，顾颉刚有感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授人以分裂的口实，应该正名，“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与内地为一体。费孝通则认为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工作，从中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了有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理论。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等

材料一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推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巩固和建设边疆，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样的政策措施对边疆进行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的政治纲领，对民族政策做了全面规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派遣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内蒙、东北等民族地区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宣讲，积极争取边疆各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实现新生政权的稳固。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下发《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侮辱。为实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的需要进行培养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原新疆学院改称民族学院。截至1952年6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区共130多个，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计450万人。

——摘编自白江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概述》

材料三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边境的基层社会发展提出了“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六项工程的整体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要求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