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总体上讲，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少数人掌权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了掩盖政权的这一性质，使国家机器能够以大多数人意志的名义有效运转，美国设计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这些制度规范的基本要素如下：在政治体制上采用“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机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实行联邦制，联邦和地方各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根据宪法的权力界定各行其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掌政权。在这些正式的制度规范之外，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施加了巨大的体制外影响，使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性。联邦宪法草案刚一脱稿就暴露出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部标榜为民主的宪法竟然没有写入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
——摘编自宗传军《美国民主制度特点新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社会发展要求，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制度。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最初实践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1954年，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正式建立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总结和试验，不断扩大基层民主。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政治制度是社会制度中的核心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决定和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首先来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
——摘编自黄百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成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内容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民主的认识。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共同背景。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材料一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因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告谕中书省限制其贡期及贡品数，“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同时亦将此意转谕安南、爪哇、真腊等国。进京朝贡的人员住在会同馆，“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明政府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道，要求朝贡船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将贡品运送至京。
——摘编自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
材料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俱我属土……裁决固在于我”。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占领越南。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自此，晚清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林龙飞《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材料三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对外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对外关系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元朝的疆域辽阔，漠北、东北地区设行省，但基层单位仍是其传统的千户、百户。西南地区设云南行省，仍多用土官任职。这样，“岭北、甘肃、四川等边地，唐所谓羁縻之州，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西藏地区由中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宣政院直辖，低级官吏可由僧侣兼任，也进行了清查户口等工作。同时，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系统，做到了“人迹所及，皆置驿传”。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清朝前中期，中央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并实行了改土归流，随后收回台湾并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等叛乱，在新疆地区设将军、办事大臣等，还大规模屯田、发行统一货币。在此基础上，在西藏册封宗教领袖、设驻藏大臣、加强驻军；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盟旗之间不相统属，均直属中央机构理藩院。同时，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等条约，划定了中俄大部分边界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做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州、县等）的自治机关，除了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还享有一定的立法、财政等权力，以及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照顾各民族的需要。同时，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消除民族歧视等工作。这也为世界各国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李正华、张金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元朝和清朝前中期边疆治理的主要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迅速结为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很快又以日本作为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当年这是中美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40年代末，一连串事件造成了中美两国的长期敌对与隔绝。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开启，中国重返联合国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这时踏上征程。
——章百家《穿越历史透析中美之变——当前对两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材料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的遏制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必须高度重视从2008—2018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2008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十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更替和政治路线重新定调的十年,也是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而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20世纪40~70年代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美关系转变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洞察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确立了对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只要帝国主义“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1949年6月下旬，刘少奇率团秘密出访苏联时，斯大林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将“立刻承认”并予援助。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一边倒”政策，昭示新中国将坚定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摘编自苏格《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广交朋友，在反对殖民统治、维护独立自主方面取得共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进程：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深化地区合作；参与创建二十国集团，在经济上全面融入世界；构建的“金砖机制”成为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模式、不同文明携手合作的范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轮廓。
——摘编自董向荣《中国的多边外交实践与多边主义理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三大外交方针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影响新中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意义。
材料一 1949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作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定。不少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具有强烈的信仰，把中国革命视为俄国革命的继续。……美国战后在亚洲采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特别是重新扶植日本的所作所为，证实并强化了毛泽东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对美国威胁的认识，勾起了他对历史上日本侵华罪恶的回忆。
——摘编自翟强《中国的反应——冷战年代的危机和冲突》
材料二 中美关系的改善经历了曲折历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对华采取敌视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国际反霸斗争的全局出发，做出了与美国和解的战略决策。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双方经反复磋商，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公报》，中美和解之门终于打开了。这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摘编自李勇主编《全方位速读系列：世界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并分析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民族政策的特点并指出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民党的民族政策。
(3)根据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新时代我国民族政策的看法。
材料 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远航东南亚、东非等地，到访了 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给这些地区带去的不是火与剑，而是和平与友谊的种子，留下了友好交往、传播文明的佳话。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民不愿意再看到战争，更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民族。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后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梅菲斯特”，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 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对中国的歪曲和偏见。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也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中国人民应当也能够更好地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各国共同繁荣的世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把中国描绘成“梅菲斯特”的想法是一种对中国的歪曲和偏见的理由。(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新时代中国外交史实说明中国人民“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
材料一 明代，国家管理土司事务的机构主要有吏部、兵部、礼部等，地方设置的相关机构，既有布政使司，又有都指挥使司、羁縻卫所。一般情况下，布政使司管理设置在民族聚居地区的土府、土州和土县等土官机构；都指挥使司和羁縻卫所管理设置在靠近内地的土府、土州和土县等土官机构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抚司等土司机构。清朝前期，中央设置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在地方，雍正三年（1725年），中央在西宁设置了“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一职，进而全面强化对青海地区四十家土司的控制。
——摘编自李良品、谈建成《“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材料二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是王爷、土司、上层僧侣等，他们因占有大量土地而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邓小平认为“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他主张先在民族杂居区进行土改，后在边境进行土改。最后，西南通过土地改革，政治权力深入少数民族乡村的各个角落。“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2000万余人，占人口28%，人民武装已发展到224万余人，占人口3%。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会政权。”
——摘编自伍小涛《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政工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西南民族政策的变化并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说明新中国西南民族政策的新发展，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