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耕地面积达890647.524亩，前所未有。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南方水稻产量一般亩产“大约共三石（一石约180斤）为常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有不少地方专门或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乾隆年间，植棉专业区的江苏松江、太仓、通州和海门厅所属各县“每村庄知务木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之七八”。粮食大量向经济作物区运销。例如，乾隆中期后苏州产丝区的粮食，常年由江西、湖北、安徽供应，每年计数百万石，天津粮食则由东北地区供应，乾隆年间，由东北运粮到天津的船只达数百艘，山东的临清县产棉区，粮食由河南供应，广东珠江三角洲缺粮，主要靠广西、湖南供应。

——摘编自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短缺、温饱问题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粮食功能主要是食物，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人们的饮食需求向温饱型转变，单一的粮食型食物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功能除满足基本吃饱需求外，各种粮食加工制品日益丰富。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材料一   1929年，苏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其组织形式包括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共耕社三种。1930年3月，斯大林指出：“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即现在应当抓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劳动组合。”劳动组合逐渐成为集体农庄的唯一形式。集体农庄法最重要的规范性文件是“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为了补充和发展示范章程中的基本原则，苏联还颁布了许多规范性文件，包括调整集体农庄关系的法律、法令和政府决议，这些被统称为集体农庄法。苏联官方表示，制定集体农庄法的目的在于“在农村中建设一个新社会”。

——摘编自司宁《苏联集体农庄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德国农业生产、经营等的协调工作主要由非官方组织来完成。如德国农民联合会是最主要的农民组织，其下属组织包括13个州的农民协会、德国农村青年联盟、德国雷发巽乡村信用合作社、德国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联合会，另外还有42个非正式的合作成员组织，约95%的德国农民是其会员。它代表德国农民参与和欧洲邻国农业组织机构及欧洲一体化组织的协调工作。它不仅为农民当法律顾问，开展技术服务并开拓市场，还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此外，由农民商人和农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德国农业协会在帮助农户和农业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也作为质量检验和认证组织存在，很有权威性。

——摘编自张明生《德国农协现状及发展我国农协的建议》

材料一：1860—1900年，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商品数量成倍增加，世界上许多彼此分离的地区之间第一次出现了竞争或者说竞争更加激烈。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取决于海外供应的维护状况，数以百万计的初级产品生产者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世界另外一半有时出现的市场波动。早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屠宰厂利用冰库作为“天然”冰箱；到1886年，冷冻车已投入常规运营。1875年，使用天然冰块和人工风扇冷冻的纽约冻肉第一次运到英国。美国和西欧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也给国际贸易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摘编自[英]H. J.哈巴库克、M. 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

材料二：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从欧洲到中国的航路缩短了四分之一，并加速轮船取代帆船的过程，使运输时间减少一半以上。1871年上海与欧洲的海底电缆建成，上海洋行可与伦敦直接通电报。按银两计算，1864年贸易总值为94865000关两，1894年增加到290203000关两。这一时期中国的出口增长仍落后于进口增长。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仅占8%，而消费资料占90%以上；出口商品中，农业原料在1893年占15.6%，到20世纪30年代占45%左右，而制成品由56%退居到34%。

——摘编自王永起《浅析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曲折发展与海关税率的变化(1840—1931)》

交通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之一，交通的发展、变迁、进步是社会进步轨迹的表征。古代的陆路、运河、近海运输，近代以来的铁路、汽车、航空、远洋运输等方式无不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交通的开辟与发展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强盛，有利于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通过交通，能够有效地跨地区调度经济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益，……能够极大地丰富各地群众的物质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摘编自《交通社会学》研究课题组《交通的内涵和社会意义》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孕育着近代文明的诸多因素。城市向领主交纳包税后，就享有相对充分的独立与自由，可以处理本城经济社会法律事务，甚至还可自行配备治安人员，组织军队。城市共和国里立法、行政等机构分立，各司其职，但又互相牵制。城市主要官员由选举产生。城市工商业以货币为中介，为了得到货币，贵族们甘愿放下“尊贵”身价而从事商业活动，英国的中小贵族因为从事工商业而成为“新贵族”。追求财富不再为社会所鄙视，市民将所获财富部分用于改善生活，生活要求和生活标准逐步提高。“消费革命”的发生，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十二、三世纪世俗教育和传授实用技能的学校在城市中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兴起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对近代文明因素的孕育》

材料二   底特律的衰落极为严重，在1905—2008年间，底特律的人口下降了100万以上，占其人口的58%。工业城市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且它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业城市不同于古老的商业城市或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城市，它们有大量的工厂，雇佣着成千上万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除了向世界各地大量提供廉价和相同的产品之外，这些工厂自给自足，独立于外面的世界。……底特律只有11%的成年人拥有大学文凭。相对于制造业的一枝独秀来说，产业的多元化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底特律实际上成为了单一产业城市的典范。尽管将这些地方的问题过多归咎于政治是错误的，但政治上的管理不善往往是导致铁锈地带衰落的一个原因。

——摘编自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

材料一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上海转变为世界的“东方巴黎”，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英文modern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城市化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象征。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也同样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更多是在外力推动下，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在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聚集过程中，商业贸易成为其中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随商业贸易而移民上海的商人成为上海都市移民中重要的一部分。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城市出现了不同于乡村的变化，形成了城乡分离的趋势。近代城市从物质外观到文化样式上都呈现出了迥异于传统乡村的新局面。然而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中国近代城市的变迁不仅有着明显的不同步性，而且也因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

——摘编自翟志宏《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价值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