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祖曾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夜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一日两餐的传统饮食制度发生改变，变为一日三餐。酒店夜间营业成为刚需，并出现了灯箱广告。夜市的经营时间不断延长，甚至通宵。自此，夜市由原来的非法交易变为合法经营，州桥夜市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美食美味各具特色，应有尽有。马行 街夜市里出现了很多“瓦子”,表演杂耍、曲艺、傀儡戏、影戏等。宋朝各大城市的夜市 “侵占官道，接造浮屋”“起造屋宇，侵占河岸”。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街道司负 责街道卫生管理，“每日扫街道垃圾”。据《铁围山丛谈》记载，马行街的油烟污染，致使 蚊虫不生。潘楼街鬼市杂有假冒伪劣商品，是出售来路不明之物的专门夜市场。汴京相国寺市场也被称为“销赃所”。
——摘编自铁引《<清明上河图>里的烟火气与大宋的地摊经济》
材料二 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 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 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 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 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影响。(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城市化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城市化发展的原因。
材料 《上海港口卷》扼要记载：“上海港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端，位于长江与东海交汇处，居中国东部沿海岸线的中心，具有控江襟海的区位优势。南宋末年，上海港在上海浦旁孕育而成。……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港口迅速发展，自咸丰三年（1853年）超过广州港。”……“2010年上海港外贸吞吐量达到30225万吨，是1978年的19.2倍。”
——摘编自《上海市志·交通运输分志·港口卷（1978—2010）》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海港口卷》的史料价值，并对上海港的发展作出相关推断。| A．成为中国警察部队的源头 | B．主导了社会治安的管理 |
| C．适应了近代城乡发展需要 | D．推动了城市治理近代化 |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从秦至唐，政府主导下的城墙营建逐步成熟，由城外往里看：第一层是城市外围的高大城墙——外城廓；第二层为内城墙，这里大多为普通百姓的居住区；第三层为皇城；第四层为宫城，是帝王居住、听政的场所。宫城城墙的质量、高度是最高级别的。城门的设置上，无论城墙的轮廓是何形态，城门都按方位开四门、六门或九门，体现了我国古代“礼制”思想以及儒家的四方观念。此外，城门外还加筑“瓮城”，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在一些水灾频发的地区，瓮城还可以减小对城内的破坏。明清时期，大量的人口由城内迁出，城外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城与乡之间的界线出现了“模糊地带”，城墙也不再是绝对的标志物了。
—摘编自王筠、邱厚梁《浅析中国古代城墙的发展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现代以来，作为城市象征物的城墙见证了我国城市空间的转型。下表是不同历史时期城墙变迁的信息。
| 时间 | 城市 | 城墙的变迁 |
| 1907年 | 杭州 | 铁路自城外贯城而入，拆去清泰门城墙数十丈，是为杭州拆城之始。 |
| 1927年 | 苏州 | 改造旧城门、增开新城门，并将与城门相连的道路开始拓宽改建。 |
| 1927年 | 南京 | 南京城墙“拆”与“保”引发社会各界争论。徐悲鸿发表《对南京拆城的感想》，反对强烈，直斥拆城是“续貂之举”。 |
| 1982年 | 西安 | 首次提出古城保护的口号，确定了“维修城墙，整治城河，改造环城园林”环城建设方案。 |
—摘编自郭婷《城墙的命运—20世纪中国城市空间的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城墙修筑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现代城墙变迁的主要方式并简析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 清乾隆二年（1737年），苏州虎丘染坊严重污染水源，苏州府会同长、元、吴三县，勒令其“将置备染作等物，迁移他处开张”。在城镇化进程中，污染日渐严重，水质变差，江南地区遂广凿水井，还有大量水夫从城外大河运水到城内售卖。在饮水卫生方面，江南居民惯用明矾沉淀水中浊物后饮用，煮沸饮水也是一直沿用的卫生饮水方法。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
材料二 《上海乡土志》记载，“自通商以后，西人于租界中装设自来水管，导浦江之水而澄清之”。1902年，第一个国人自办的自来水厂在上海开始供水。随着新式凿井技术的传入，能开采深层地下水的机械自流井逐渐增多。民国时期，介绍与宣传水质知识、饮水改良方法的文章不断涌现，“卫生二字已经深入民间”。1927年，上海市公用局、卫生局审定试行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饮用水标准，对饮用水质进行了量化规定。
——摘编自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江南城市清洁用水的主要方式。(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江南城市在清洁用水方面取得的进步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唐朝，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的法律。《唐律疏议》中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换而言之，如果随意倾泻污水或者乱扔垃圾，被武侯、不良人发现，需要面临被杖击六十的处罚。唐朝这些严苛的法律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牛素娴《两宋都城的用水及水源卫生》
材料二 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在前近代时期，欧洲城市，公共卫生情况大同小异，人们一般通过排放污水管道处理污水（主要是雨水），通过清洁工处理固体垃圾。直到18世纪，巴黎、伦敦的河畔依然成为人们自由大小便的场所；城内街道无清扫街道章程，是以各街道泥淖拉杂，堆积甚多；饮水也成问题，因为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糟糕的卫生状况导致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极易流行。19世纪前后，欧洲城市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空前发展起来。伦敦、巴黎等城市大型排污系统的建设、自来水的使用、室内抽水马桶的使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使城市公共卫生得到很大改善。19世纪中叶细菌学和寄生虫学的建立，使人们开始对传染病进行积极预防。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使得这些城市率先实现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
——据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整理、改编
材料三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一举动无视公共利益，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极其自私自利，极其不负责任。长期以来，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存在严重关切，日方做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也一直受到广泛质疑。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正视有关国家表达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摘编自“新华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代城市污水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欧洲公共卫生情况的变化和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态度，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齐东野语》记载，“自为遇仙酒肆……遂为湖山旗亭之甲”。宋代时期，这种供人休息驻足的旗亭大量兴建，不少商家因地制宜地在此开设酒肆、茶肆之类。在汴京、洛阳、临安等大城市中，街道不断被拓宽，城中河堤修茸一新，“浮铺”“车担”等流动小贩穿梭其中，成为百姓休闲、赏景、作诗、品茗和社交的绝佳场所，不同身份、职业的人活跃其中，通宵达旦。节日期间，皇帝更是在御街进行“赐御酒”“撒金钱”活动。《岁时广记》“探春游”中载：“大抵都城（汴京）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人赏玩。”此类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两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宋政府在节庆日活动期间加强治安、消防等方面的管控；并为防止民众对公共场所地的侵占和破坏，政府数次组织对乱建房舍的拆除、雇佣民众对园圃和街道清洁及对恶意破坏市容卫生人员的抓捕。
——摘编自吴彩霞《试论宋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指出，“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规定允许使用地方财政进行市政工业设施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修建。各城市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清运垃圾、疏浚河道、开辟苗圃、恢复整理旧有公园。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国家投资与城市规划局对公共空间的人均面积、功能分区和分布等进行了针对新建城市和旧城市的不同远景规划。除了拓宽马路、规划道路信号灯等，新建城市广场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亮点，最主要和常见的城市广场是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场所，空间尺度追求宏大、空间气氛追求宏伟，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成都人民广场；此外交通广场广泛筹建，尤其是火车站前广场、机场航运枢纽站广场，不仅解决了人流、车流的集散，也成为旅客的短暂休闲、休憩空间。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演变为研究重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朝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
| A．人民公社化的发展进程 | B．所有制结构的逐渐调整 |
| C．城市化发展演进的状况 | D．城乡间差距的不断缩小 |
材料一 宋人所言：“耕织之民，以力不足，或入于工商”“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梦粱录》记载临安“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因此，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非农业人口定为坊郭户而单独列为户籍。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 回顾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以1978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95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58年，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及工业化的发展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的时期。1958年到1978年是我国城市化停滞、倒退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从1979年到1998年，城市人口由1.84亿增加到3.79亿。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城市布局渐趋合理，城市化开始逐渐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李军等《新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居民成分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一趋势形成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围绕“新中国的城市化”自拟题目，结合中国现代史知识，写一篇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大批徽商纷纷将资产转到上海，许多徽州人寓居沪上，不再回乡。19世纪80年代后，更多徽州人陆续来到上海，“挚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他们有的在上海地区的城乡村镇集市从事贸易活动，有的则以上海为贸易基地而进行长途贩运、转销活动，还有在上海当学徒的。据《上海地方史资料 》（三）记载：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经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可算是徽州人、宁波人、本帮人以及山西、广东和绍兴人，形成所谓‘帮口’”。可见当时徽商在上海已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帮。
材料二 近代，徽商的“盐、典、茶、墨”虽然在特定的背景中曾一度得到发展，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进入近代后的上海徽商在一些传统行业的优势开始式微，其势力己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徽馆原来在上海市场也十分有名，但到光绪季年，徽馆也由于经营方式守旧而衰落了。徽馆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经营占有重要地位，顾客类多上流中人，后因为牢守旧习，不知发展，到此时几乎不能列于酒肆之列了。同样，旅沪徽商经营的其他行业亦均因经营囿于传统，墨守成规而在清季一一式微衰落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宁波商人、绍兴商人和洞庭商人等其他客籍商人。
——以上材料摘引自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60后，徽商在上海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徽商在上海式微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