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城市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设立了各种专职的政府管理机构。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来治理城市公共卫生；1868年和1875年两次通过了《工人住宅法》来解决贫民窟的问题，如利物浦市到1891年，每间房屋所住人口减少到5.68人；1870年通过了《初等教育法》，规定所有儿童均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权利和义务；1844年规定13岁以下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最多为6.5小时，1847年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1880年颁布了《雇主责任法》，规定雇主应对雇工的安全负责。此外，社会各界提出了种种改革的方案，如社会活动家埃德温·查德威克在1848—1854年领导了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城市管理有效地推动了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初步治理，并为英国构建现代城市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二   清末北京街道改造是城市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晚清京城街道脏乱不平的状况引起各界不满。清政府于1902年发布上谕成立内城工巡局，督修街道工程。但直到1904年4月，内城工巡局才开始改修街道，并要求“逐段前进，务令工坚料实，一律砥平”。1905年，清廷谕令设立外城工巡局，拟仿内城“参照津沪暨东西各国修路成法”。后设立巡警部，管理“所有京城内外工巡事务”。1906年，谕令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路政进一步专责化。从1904年到1911年，共修整街道82条，共计耗银87.4万两。京师修路虽然波及民房众多，但因修成之路“矢直砥平，行人称便”。

——摘编自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

材料一   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县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例，形成“华洋杂居”格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沪各国侨民总数已达1.5万余人。1942年达到8.6万余人。他们大多数从事工商业等经济活动。1852年上海总人口为54万余人，到1936年增长到380余万。这380余万人中至少有255万人属于由外地迁入带来的机械增长。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是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天津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1891年到达天津的轮船为672艘，吨位为507464吨，是1861年轮船数的6倍、吨位的19倍。天津“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似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19世纪末，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摘编自刘清越等《天津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城市布局是展示社会发展的橱窗。农业社会的渐进和工业时代的到来，自身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无不改变着城市的面貌。

材料一

材料二有学者总结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是多中心结构（如下图）。

开埠后，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在租界内部形成了外商聚居区，而在各租界交界处，则形成了商业贸易发达的工商业区。近代城市或利用水路、铁路等新型交通之便，或因外围地区土地价格低廉，在原有行政中心之外的区域开辟新区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使得城市内部产生了明显的区域分异，形成各自不同的功能分区。

——摘编自吴松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一卷绪论和全国概况》

材料

-—摘编自(美)莱斯利 · 皮娜 《家具史》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培育了很多新的经济理念。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活动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物品满足需要即可。而11世纪以来的城市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即各种有用物品都可用货币标准来衡量，因此获取货币便成了获得更多物品的途径。在早期基督教价值观影响 下，财富只被看成维持“生存”的手段，现世生活应奉行苦行主义。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财富被当作价值增殖的资本，放贷可以收利的意识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扎根。同时，市民将所获财富部分地用于改善生活，其大胆的消费实践似乎并没有被上帝惩处。

——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材料二   美国真正的城市化高潮始于19世纪初。与东部沿海城市的私人主导的自发发展相比，联邦政府则更重视开发内地。 一系列运河的开挖将沿海和内地连接起来，铁路的修建也推动了中西部城市的发展。20世纪初，大城市里电报、自来水、电灯等设施得到建设，钢和混凝土等新型建筑材料创造了新的城市形态。这个时期工业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影响到城市 的居住环境，因此，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以奥姆斯塔德为领军人物的城市美化运动，各个城市都争先恐后地发展自己的公园系统。

—— 摘编自赵亮《美国19—20世纪城市发展演变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