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江发源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一路向东奔流1532公里，于湖北省武汉市注入长江。在近代汉口对外开放以后，汉口先后设立有5国租界及20个外国领事馆，还有众多洋行和外资工厂，成为直达亚欧各国的轮船码头与蜚声世界的商埠。汉口的街市和码头逐渐从汉江沿岸向长江沿岸延伸，于是汉水商路“改换门庭”。加入长江轮船运输网络，成为汉口、上海等城市推销洋货、交换农副产品的重要渠道，运输更为繁忙。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平均每年轻汉水运往西北及俄国的茶叶达十几万担。洋货在襄阳及隔水相望的樊城，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
——摘编自张笃勤《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厦门、宁波、福州、广州五口通商取代了战前的广州一口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汕头、琼州、北海等商埠也相继开放。由于上海接近主要出口商品生丝和茶叶的产区，且地处中国海岸线中点、长江出口处，经济腹地大于广州，民众排外斗争亦不如广州激烈，开埠后遂取代广州成为外贸中心。其他商埠的开放也缩小了广州的贸易额。1851～1860年间，广西、湖南、广东的频繁战乱，尤其是1854年爆发的广东三合会大起义和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经济的严重破坏，外贸一蹶不振。1844年广州对英国出口总额为3340万元，1855年为690万元，较1844年减退81.9%。以后虽渐有好转，但直到1869年，仍未恢复到1844 年的水平。
——摘编自赵立人《粤海史事新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汉水沿岸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前期广州出口减退的主要因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近代沿江、临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工业全球化时代形成了以工业化国家为“中心”，落后的农业国家为“边缘”的世界经济格局。在中心和边缘的交往、运作中，介于两者之间生长出一种“半边缘”的社会经济形态……确立“半边缘”市场是列强实现“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重要战略。为了建立和维护“半边缘”秩序，资本主义列强对上海这个“半边缘”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一方面健全“半边缘”秩序，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遏止“半边缘”向“中心”或“亚中心”发展。
——摘编自樊卫国《上海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 1870-1941》
材料二 列强竭力把上海“建设”成为推销工业品和征购原材料的中心，而市场一旦发育，自有它内在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这种市场力量不是“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随心所欲摆布的。列强在营造“半边缘”市场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刺激了中国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和生长。客观的市场力量与中国自身的发展要求结合成为上海现代经济兴起的内在动力。
——摘编自刘佛丁、王玉茹著《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上海“半边缘”地区形成的原因，并指出资本主义列强对上海地区进行一系列“建设”的具体内容。(2)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简述列强对上海“半边缘”市场营造的影响。
材料一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材料二 英国毛纺业在15、16世纪成为民族工业，以科茨沃兹为中心的格罗斯特郡，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毛纺织区，随之新兴纺织城镇和纺织村庄遍布科茨沃兹地区。但这种基于传统手工技术和旧有组织方式的生产，难以抵挡新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的冲击，在迈向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落伍了，西部原有毛纺业城镇逐渐“空心化”。
1966年，科茨沃兹被规划成英格兰最大的“卓越自然美区域”而进行建设。绿色的草地、白色的羊群、赭色的岩石房屋、遍布的毛纺业遗址，使得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2000年被列为国家公园。随着乡村旅游成为科茨沃兹经济新增长点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该地区居民收入远高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等大工商业都市区。
——摘编自刘景华《科茨沃兹：城镇化进程中成功转身的美丽乡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7世纪英国伦敦城市治理转型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茨沃兹地区发展演进的阶段特征
材料一 1709年，利物浦入港船舶374艘，载重量14574吨，出口船舶344艘，载重量12636吨，船只平均装载量38.3吨。……1730年利物浦的船舶进出口吨位达到37000吨，1750年上升到65000吨，1760年为100000吨，到1770年就突破了140000吨。……1700年利物浦居民为5000人，1720年为10000人，20年中增加一倍。1740年利物浦人口增至15000人，1760年为26000人，1773年进行人口调查所得出的数字是34407人……利物浦成为英国少数几个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内，利物浦人口增加十几倍，显然是移民造成这一情形的出现。
—摘编自张金鹏《大西洋的国际贸易与利物浦的城市近代化》
材料二 明清时期，广州商人已经成为全国乃至海外远程贸易商人集团中最强势的一支，其足迹遍布全国和海外。对海外，广州商人成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商业的重要力量。对国内，广州商人更是无所不往。明末清初所撰的《广东新语》记载：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等，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1798年，来华长期留居的瑞典人龙思泰在《早期澳门史》中记载：广州不仅是广东货流中心，而且是全中国货流中心，福建、浙江、山东、直隶等十数省“每年都有大量的产品运到这里，换取西方世界的物产和制品”；同时，“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
—摘编自黄滨《明清珠三角“广州—澳门—佛山”城市集群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8世纪利物浦崛起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广州与利物浦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异同点，并简析广州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
材料一 1880—1912年，德国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41个增加到94个，人口由530万增加到1770万。1875年普鲁士制定了城市管理法规，不是一切问题推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警察局和建筑师组成协调合作班子，统一规划城市，政府与建筑师共同起草方案，经市民广泛讨论。德国基本上是保留原有的老城区，使其成为商业中心，以一个中心城市为主，使周围小城镇发展成多中心的城市郊区，这就使居民和住宅相对分散在古城区的四周，同时也解决排水、供暖及教育等问题。
——摘编自肖辉英《德国的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材料二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总数达5765万人，比1893年增长1.45倍，城镇人口的比重由6.0%上升到10.6%。同期欧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国为51.8%。1900年以前10万人的城市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以后京津和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也较快。至1947年，天津人口达170万人，在产业工人和工厂数目等城市经济规模方面仅次于上海，而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摘编自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末德国城市化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建议。
材料一 早在一千多年前，仅有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北部和西部的几个城镇颇具古罗马遗风或初现城市化的雏形。但这些城镇的居民为数不多，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中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人口统计学家估计欧洲城市人口于1000—1350年处于增长阶段，1450—1650年发展较为缓慢，1750年后，城市人口开始爆炸式的增长。
——摘编自[美]保罗·M·霍恩伯格、[美]林恩·霍伦·利斯《欧洲城市的千年演进》
材料二 到180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伦敦之外的17个城市人口在2万到9万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城镇中。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1881年城市人口已是农村人口的两倍。“从1820年开始，农业劳动力开始流向工业和服务行业，与它的邻国相比，这种现象在法国表现得尤其明显……1851年仅有3%的法国人住在经济发达的塞纳省，及至1911年，居住在这里的法国人已占法国总人口的10%。”
——摘编自[英]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1750年之前欧洲城市化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1750年之后欧洲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1860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规定，天津成为北方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天津开埠后，吸引了一批外国商人，他们“希望这个港口能在重要性上压倒上海或其他敌手，或者至少把这些地区的商业吸引过来”。此后，每年都有大批洋货通过天津输往华北各地，除一部分分销直隶各地外，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中级市场或初级市场的进口商品都是通过天津转运过去的。如果说开埠使天津在经济上逐渐摆脱了对北京的依附，那么20世纪初年以天津为中心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则使天津在经济上逐渐摆脱了对上海的依附。随着天津对外贸易特别是直接贸易的增长，为其后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城市和全国第二大城市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何一民《开埠通商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及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天津城市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
| A．国家政局变迁 | B．社会性质改变 | C．都城频繁迁移 | D．城市地位升降 |
材料一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和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苏俄政府颁布集中化的住房管理政策，试图通过无偿使用住房等方式改善城市人口的居住条件。然而因为国家财政国难以及住房管理的权责关系不明等原因，这一管理体制未能解决住房危机。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政府调整政策，颁布住房法令，使缴费人数覆盖全体租户，收费标准依据市场规则而调整，但始终根据社会地位和工资差异，执行差别房租制；规定法人和自然人享有在国家允许的地段上建筑房屋的权利，使得住房建设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决议，允许不动产交易，开辟了国家、市场、合作社三条分配住房的渠道。分散化住房管理方式大幅度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
——摘编自张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初探》
材料二 20世纪最初的20年，欧洲国家的不少慈善机构和合作社等组织就开始试图改善工业新兴城市中工人和其他受雇者的住房条件。但实际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大规模住宅建设是在二战后快速兴起的。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这些国家内部，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资助住宅建设，所有住房都有补贴，补贴量和租金几乎相当。通过这种形式，政府控制了所有住宅的质量，从而使住宅既达到了特定的最低标准，又没有超过空间和舒适度方面的限度。20世纪60年代，大量人口从乡村迁入城市，这进一步加快了住宅建设的步伐，要求政府为不断扩大的城市制定总体规划。至20世纪70年代，住宅量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居民对建筑质量和建筑形式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大量的再投资不可避免，这成为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普遍性危机，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分化。
——摘编自[瑞典]J．林德瓦尔、武立《福利制度下的住房发展——战后北欧住宅建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20年代苏俄城市住房管理体制的调整。(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北欧国家住房管理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清末以前，上海并无专门的市政机构，所有清道、路灯、筑造桥路、修建祠庙、举办团防等事宜，悉由地方慈善团体辅元堂经办。1905年，上海道袁树勋采纳上海县绅商建议，成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公共设施。此后，上海商界、会馆纷纷组织“地方自治研究会”“地方公益研究会”等组织探讨本地的地方自治问题。1909年初，清廷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上海县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改名为上海县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充。1913年又以自治公所的原班人马组成上海市政厅。
——摘编自钱文亮《论近代上海城市转型的历史与文化》等
材料二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为临时首都。4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汉口、汉阳和武昌三镇合一，成立武汉市政府，后改为武汉特别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设南京特别市，直隶国民政府。后来，上海、杭州、宁波、重庆等地相继设市。1930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规定市政体制采取独任制，即设市长一人，由国民政府任命，管理行政，监督所属机关；设立参议会为代议机构，由公民选举参议员组成。市政府正式成为国民政府在城市中的政权机关。
——摘编自吴松弟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绪论和全国概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晚清上海地方自治方式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时期城市政权建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