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原因。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并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大批购物中心和生活配套设施涌现，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从以集中为主转向以分散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分散，郊区化特征日趋明显。经历了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至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9.8%，法国、德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5%，英国与美国则有80%以上，日本更是超过了90%。
材料二 二战以后，面对城市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城市化的干预，加大财政投入，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加强干预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定位，为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帅、孙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深入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大批徽商纷纷将资产转到上海，许多徽州人寓居沪上，不再回乡。19世纪80年代后，更多徽州人陆续来到上海，“挚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他们有的在上海地区的城乡村镇集市从事贸易活动，有的则以上海为贸易基地而进行长途贩运、转销活动，还有在上海当学徒的。据《上海地方史资料 》（三）记载：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经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可算是徽州人、宁波人、本帮人以及山西、广东和绍兴人，形成所谓‘帮口’”。可见当时徽商在上海已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帮。
材料二 近代，徽商的“盐、典、茶、墨”虽然在特定的背景中曾一度得到发展，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进入近代后的上海徽商在一些传统行业的优势开始式微，其势力己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徽馆原来在上海市场也十分有名，但到光绪季年，徽馆也由于经营方式守旧而衰落了。徽馆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经营占有重要地位，顾客类多上流中人，后因为牢守旧习，不知发展，到此时几乎不能列于酒肆之列了。同样，旅沪徽商经营的其他行业亦均因经营囿于传统，墨守成规而在清季一一式微衰落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宁波商人、绍兴商人和洞庭商人等其他客籍商人。
——以上材料摘引自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60后，徽商在上海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徽商在上海式微的原因。
材料一 英国毛纺业在15、16世纪成为民族工业，以科茨沃兹为中心的格罗斯特郡，与邻近的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一道，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毛纺织区。随着毛纺业发展，新兴纺织城镇和纺织村庄遍布科茨沃兹地区。但这种基于传统手工技术和旧有组织方式的生产，难以抵挡新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的冲击，科茨沃兹所在西部毛纺区不但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甚至还未紧随。这个英国原工业化“先锋”，在迈向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落伍了，西部原有毛纺业城镇逐渐“空心化”。
从中世纪起，科茨沃兹当地人普遍用这种岩石筑房，其建筑的样式与色泽别具风格，加上绿色的草地、白色的羊群、赭色的岩石、遍布的毛纺业遗址，使得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1966年，科茨沃兹被规划成英格兰最大的“卓越自然美区域”而进行建设。2000年被列为国家公园。随着乡村旅游成为科茨沃兹经济新增长点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该地区居民收入远高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等大工商业都市区。
——摘编自刘景华《科茨沃兹：城镇化进程中成功转身的美丽乡村》
材料二 在旅游开发晚于周庄、西塘等同类古镇的背景下，另辟蹊径的“乌镇模式”成了国内古镇旅游开发的典范。乌镇文化遗存与水乡风光在精心保护中得到了传承创新，成了年接待游客量超千万人次的“梦里水乡”。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乌镇为“圆心”，苏嘉湖交界区域奏响了共同富裕“交响曲”。2013年5月，由陈向宏、黄磊、赖声川、孟京辉共同发起的首届乌镇戏剧节举行。乌镇当代国际艺术展、木心美术馆……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像乌镇戏剧节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乌镇从“旅游小镇”“度假小镇”，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化的“文化小镇”。2014年，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以来，乌镇的数字经济企业数从12家增至1000多家。
——摘编自新华网《乌镇如何成为“世界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茨沃兹地区城乡转型的基本历程，并简要分析影响各阶段状况出现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乌镇相对于科茨沃兹的有利发展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镇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厢房制度形成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7世纪英国伦敦城市治理转型成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代与近代英国城市治理的异同。
材料一 宋代火灾频发，统治者比前代更注重城市消防管理。宋代有着完善的防火管理法令，严格规定居民区、军队、田间、水路的用火时间限制，力图从根源上减少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在宋代，承担救火职责的专职机构是防隅火军和潜火队，仁宗以后也允许百姓直接参与到救灾行动中。此外，宋代君主也把修火政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并设立了专门的火灾奖惩机制，对积极扑救火灾的官民予以犒赏，对纵火与失火的肇事者定罪量刑。
——摘编自张雅雯《宋代城市消防制度探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的城市消防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旧更迭的时期。消防警察是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项内容推进的，相比于传统救火兵，他们以欧美和日本的消防警察为模本，接受专职训练，下设内勤处与外勤处，管理制度更为规范。上海救火联合会是民捐民办的消防组织，在租界区消防队的影响下兴起。联合会以士绅为领导，涉及的领域不仅停留在消防管理，更延伸到城市公共事务，体现了城市管理的早期现代化。
——摘编自丁小珊《清代城市消防管理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的成立点燃了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希望，也奠定了消防科学化发展的道路。70年来，我国消防队伍不断壮大，消防法制日臻完善，消防监督管理方式不断创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国家出台“科技强消”和“智慧消防”等指导意见，推动现代消防事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姿态。
——摘编自王英《消防科技实现历史性跨越》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城市消防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创立新式消防制度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重视消防科技的意义。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武汉由传统都会向现代都市转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化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我们从伦敦著名的‘乌鸦窝’圣吉尔斯开始……这个聚集地年复一年的变大，住宅规划得很不好，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街道狭窄、弯曲……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而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发表于1845年）
材料二 英国地方治理基本上沿用中世纪的管理体制，各郡、各教区的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当地权贵手中……因工业社会带来复杂的社会现象，地方管理也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解决，1832年议会改革为地方政府改革创造了契机……1835年通过《城市自治机关法》：（1）建立地方议会：（2）地方议会由居住满三年的当地纳税人选举产生；（3）地方议会选举市长，任期一年；（4）地方议会负责处理警务、供水.排污、道路等事务。……19世纪80年代后，几次通过《地方政府法》，逐渐建立全国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划。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材料三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进程简表
| 1688-1701年 | 光荣革命后，英国君主立宪制逐步确立起来。 通过《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限制王权。 |
| 18世纪中叶 | 责任内阁制在英国确立 |
| 工业革命时期 | 政党制度确立 |
| 1832、1867、1884年 | 议会改革，民主制日趋完善 |
——据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伦敦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所学，指出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基层自治方式。(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英国地方治理的特点和背景。
(3)纵观上述三则材料，阐明三则材料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所学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