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起源于近代的工业革命。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态，和工业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子”，它们就像两个车轮，承载着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发展。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50%，率先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启动了城市化进程。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使得重化工业取代纺织等轻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

——摘编自周跃辉《西方城市化的三个阶段》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有着一系列的局限。一方面，由于城市变革更多的属于外力冲击下的被动过程，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加上持续动荡的社会环境，因而始终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只能说是“半截子”近代化；另一方面，近代因素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和扩散，在地域空间上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口岸地区与非口岸地区，在近代化形式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更进一步讲，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力强制的移植，必然与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走上一条扭曲的道路。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透视和现实思考》

材料一 对两宋城市和城市文明的演变，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九点：（1）居住里坊瓦解，代之以开放式的街巷……（3）严格管理的封闭式市肆变为24小时营业的、开放式的商业街和小区……（5）城市居民的户籍被定为坊廓户……首次出现“城市居民”的概念……（7）建立了城市防火灭火的官方机构；（8）重视在城市路旁与沿河地带种植花树……（9）城墙改由石砌或辅以核代替代夯土墙，并且建有敌楼、箭楼和深邃的城沟。宫城仍是首都的中心。在各下级城市中，官署仍占有核心位置。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二16世纪末，英国城镇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愈加严重。不论是王室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其中，法令是最有效的措施，此外，还安排了一些专门负责管理城镇环境卫生的机构和官员。17世纪末成立的治安委员会负责收集市民家中的垃圾和将市民的排泄物不定期出售给农民和地主。中央政府和市议会加大了对城镇基础公共卫生设施的修建，为市民提供垃圾清运服务和掩埋地。随着英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广大市民不仅保持门前清洁，还会帮着邻里清扫，并由此产生使命感和自豪感。人们更加关注疾病产生的现实原因即污染，当时许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城镇污染治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摘编自储恩涛《近代早期英国城镇污染与治理》

材料一   张之洞督鄂前，武汉民族工业完全空白。他上任后的18年内，创办了军事工业、钢铁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评论张之洞“治鄂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有四点，即“远识”“毅力”“缜密”“精勤”。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其文化与学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他通过创办各式学堂，构建起现代教育体系。湖北也是近代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新政培养出一大批政治文化名人。他们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科技与学术的精英。从19世纪60年代至辛亥革命爆发的五十多年内，武汉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天灾，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环境。自五口通商尤其是上海开埠后，中国外贸格局发生变化，长江沿线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城市汉口等相继开埠，长江干线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于是，武汉因其长江之居中位置而成为内地通往上海的唯一中转点。汉口的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也大大增强。

——摘编自涂文学《“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史上，就城市的影响力而言，上海、广州、武汉可谓风头最劲。上海挟江海交汇之势而成为中外贸易之门户；广州久为通商口岸，华洋混杂，中外交通，经贸影响自成一格。而武汉则以更活跃的政治表现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舞台，承载起国家民族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大武汉”的磅礴气势，书写了近代史上舍我其谁的时代担当。正如《武汉之歌》中所唱的：“用我们的热血铸造起荆楚之魂，用我们的脊梁托起一个新的乾坤。”2020年，当新冠疫情发生时，医学专家钟南山更是动情地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摘编自周德钧《“大武汉”之崛起一论武汉建市的历史缘由与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