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将英国确定为零时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授时钟声从此成为全球必须“共听”的中央声源，而中国在全球时区中则成为地方时。电报的辅助为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时钟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各地的时钟网结成一致性的世界时创造可能，进而促成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的西式钟楼与居家生活中的时钟同步采用世界时。

进入民国后，中央政府力图通过改用西历、统一时政以彰显新的政治权威和与世界接轨的决心。北京政府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专职时政机构缺失、技术水准不济，标准钟的装设缓慢甚至停滞，最主要的报时装置是各地海关的大钟，以及由无线电关联起来的火车站、码头、银行、机关等机构的标准钟。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城市公共标准钟才步入大规模装设的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子母电钟作为城市公共标准钟的技术已臻成熟，并成为一股国际潮流。受此潮流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标准钟的装设迅速推进。

——摘编自封磊 《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

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时期。各地市镇的大小规模不一，仅常熟一地就有大小八十个市镇。绝大多数市镇都在河道畅通的地方夹河为市，市场都在河道两边与跨河桥畔。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如嘉定县“居民以花布为生，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大量的布匹成为市镇交易的重要商品。而苏州、湖州的一些市镇则与丝织业发生密切联系，如南浔是湖丝的著名产地，吴江的盛泽、黄溪都以丝织品著称全国。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从16世纪至18世纪初，英格兰地区的市镇增至700个。为了保证各农户能够进行日常的剩余农产品交换，各镇的集市日子都彼此岔开、互不重叠。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还兴起了一批工业集镇，它们一般出现在集市或港口所在地或是水流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它们的经济以一项或多项手工业长足的专业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乡村工业的初级产品进行高级加工。市镇还承担起向外输出本地商品和调进原材料的职能。到工业革命前夕，这些城镇都拥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专市，如粮食市场有九十六个之多，纺织原料及产品（以毛纺织为主）的专市有五十多个。

——摘编自杨杰《英国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材料   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发布告:“西人称公园为都市之肺腑,盖市民借公园以救济健康。”第一所公园于1920年在清代抚署故址开辟兴建,原称第一公园,1925年改称中央公园。至1934年,广州共有八所公园。广州公园起初不要门票,后来改为收费,但价格仍非常低廉,因此一经开辟就成为广州普通民众最乐意光顾的公共空间。广州市民经常到公园跳舞游乐,“三号那晚,闻说国民花园开幕……到八点钟,已经没有地方了。来的人还是源源不绝,广州人的跳舞热,可算是厉害”。公园还要“增进群众合作之精神,寓教育于游戏之中”,如中央公园曾举办多种音乐演奏会,以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京剧与粤曲作为演奏曲目,还举办赛花会,广聚各种奇异花卉与名石书画。政府还在公园举办纪念活动,如1924年3月8日,广州妇女界首次在第一公园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北伐胜利后,广州市民在第一公园开祝捷大会。

——摘编自 黄柏莉《近代广州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 1900-1938)——以公园 、茶楼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一   钟表旅行记机械钟表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意大利，主要服务于天主教国家和地区宗教活动仪式的开展。随着宗教文化的交流，钟表旅行到法国和瑞士等地。新大陆的发现和耶稣教会登陆东方，引发了钟表向美洲和亚洲的旅行。16世纪中期，钟表成为打开东方古老国家大门的钥匙。从钟表完成全世界旅行的那天开始，标准的、统一的世界时间就被构建了。

——摘编自刘小芳《从计时器到奢侈品》

材料二   钟表帝国瑞士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表帝国”，这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宗教改革中的一些法令为钟表业的发展排除了劲敌首饰业，并将那些从事首饰业的工匠转化为钟表业的潜在技术人员。同时宗教改革发生后，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国宗教难民等，又为瑞士钟表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资金、人才以及销售网络等资源，也使得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思想层面上促进了钟表工业的发展。在上层建筑领域，改革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钟表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同时缔造了一个钟表之城日内瓦，又对瑞士近代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宗教改革糅合了人才与科教研事业，推动瑞士钟表帝国的崛起，对瑞士近代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随着地理大发现、殖民体系扩张、国内商品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伦敦迅速发展为西欧的工商业贸易中心。伦敦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国内年轻人纷纷来此寻求机遇，每年迁入的人口高达1万人。作为国际工商业贸易中心，大量荷兰人、法国人为躲避宗教迫害也迁居到伦敦。

近代早期伦敦城对街道缺少常规性的整修维护。据亨利八世（1509年—1547年）晚期的议会档案记录，伦敦城的河岸街（Strand）当时坑坑洼洼、十分恶臭。楼层较高的住户懒得去厕所，会直接把粪便从窗户中泼出去，所以街道更加污浊不堪。此时的伦敦人还没有清晰的城乡概念，城中大量居民仍养殖着家禽家畜。当时有一句谚语“爱噪音的人要买猪”，而由猪造成的环境污染自不用多言。刘易斯·斯马特的养猪场不仅熏走了邻居的仆人，而且拉低了周围的房价。

——摘编自孟毓然，王玉亮《16—17世纪伦敦的环境问题及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