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乾隆二年（1737年），苏州虎丘染坊严重污染水源，苏州府会同长、元、吴三县，勒令其“将置备染作等物，迁移他处开张”。在城镇化进程中，污染日渐严重，水质变差，江南地区遂广凿水井，还有大量水夫从城外大河运水到城内售卖。在饮水卫生方面，江南居民惯用明矾沉淀水中浊物后饮用，煮沸饮水也是一直沿用的卫生饮水方法。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

材料二   《上海乡土志》记载，“自通商以后，西人于租界中装设自来水管，导浦江之水而澄清之”。1902年，第一个国人自办的自来水厂在上海开始供水。随着新式凿井技术的传入，能开采深层地下水的机械自流井逐渐增多。民国时期，介绍与宣传水质知识、饮水改良方法的文章不断涌现，“卫生二字已经深入民间”。1927年，上海市公用局、卫生局审定试行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饮用水标准，对饮用水质进行了量化规定。

——摘编自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等

材料一   钟表旅行记机械钟表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意大利，主要服务于天主教国家和地区宗教活动仪式的开展。随着宗教文化的交流，钟表旅行到法国和瑞士等地。新大陆的发现和耶稣教会登陆东方，引发了钟表向美洲和亚洲的旅行。16世纪中期，钟表成为打开东方古老国家大门的钥匙。从钟表完成全世界旅行的那天开始，标准的、统一的世界时间就被构建了。

——摘编自刘小芳《从计时器到奢侈品》

材料二   钟表帝国瑞士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表帝国”，这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宗教改革中的一些法令为钟表业的发展排除了劲敌首饰业，并将那些从事首饰业的工匠转化为钟表业的潜在技术人员。同时宗教改革发生后，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国宗教难民等，又为瑞士钟表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资金、人才以及销售网络等资源，也使得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思想层面上促进了钟表工业的发展。在上层建筑领域，改革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钟表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同时缔造了一个钟表之城日内瓦，又对瑞士近代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宗教改革糅合了人才与科教研事业，推动瑞士钟表帝国的崛起，对瑞士近代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1875年，英国人修建的海关花园是在武汉最早兴建的租界公园。此后，租界内公园不断修建，公园中的园林的设计，建筑的风格都具有异国文化特色。民国时期，公园多由市政当局提倡、组织，规划设计、兴建。1928年筹建的中山公园则可视为近代中国城市公园的代表，其修建经费由汉口市公安局从当地的一所游乐园筹集而来。该公园由犯人、乞丐及驻军修建，园内配置中式的亭台楼阁，建有运动场、游泳池、溜冰场、民众教育馆和中山纪念堂等，是“亚洲第一个综合公园”。此后，武汉又陆续兴建了汉口府前公园、武昌蛇山公园等。

——摘编自吴薇《近代中国城市公园建设解析——以武汉为例》

材料二   纽约中央公园是美国城市公园运动的起点。1851年，纽约州议会通过第一个《公园法》，对公园用地的购买、公园建设组织化等进行了规定。1857年，州政府任命十一人组成公园建设委员会，全权负责中央公园建设。该委员会通过竞赛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召集设计方案。奥姆斯特德等人的“绿色草原”方案最终入选，该方案试图将中央公园打造成“城市之肺”。纽约中央公园植被茂密，从而将城市中的空气污染阻隔在外，人们游览时可以呼吸到质量相对更高的空气。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接触自然，19世纪中央公园中建立了一套车行、人行，骑行分离的交通系统。为了解决庞大的资金需求，州政府还发行“公园债券”预先向公民筹资。

——摘编自许浩《美国城市公园系统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并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大批购物中心和生活配套设施涌现，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从以集中为主转向以分散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分散，郊区化特征日趋明显。经历了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至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9.8%，法国、德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5%，英国与美国则有80%以上，日本更是超过了90%。

材料二   二战以后，面对城市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城市化的干预，加大财政投入，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加强干预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定位，为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帅、孙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材料一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最突出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工厂的污水排放污染附近河流，城市用水卫生条件差。其次，人口迅速膨胀还带来严重的住房拥挤问题，两人以上共住一间房间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再次就是交通拥堵问题。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城市化变革中新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例如，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极大不安定因素，犯罪率的提高也是一个普遍规律，1805—1848年英格兰犯罪人数由4605人上升到27816人。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英国，逆城市化渐成趋势，其城市化水平由1931年的80.4%减至1960年的78.44%，此后的50多年基本不再增长。

——摘编自任泽平《英美城镇化经验与中国城镇化趋势》

材料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家用汽车的普及，英国人口开始大量向小城镇迁移，大中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迅速兴起。为进一步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英国政府实施了逆城市化行动，将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向小城镇转移，以期带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小城镇整体经济发展，缩小与大中城市的差距。随后，英国大企业总部落户小城镇也渐成趋势，例如，英国泰晤士水公司总部在斯文登小城，英国燃气公司总部设在温莎小镇。许多跨国企业也把英国总部设在了小城镇，如能源企业E.ON的英国总部在考文垂小城，丰田英国总部在朴次茅斯小城。

——摘编自许燕红《伦敦逆城市化发展“小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