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民初，我国3亿多人口中，西医不过几十人，到1932年增至4000人，1949年增至8.7万人。这一数字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增长，到2005年在我国13亿多人口中，西医发展到约180万人，1980～2005年的25年间西医人数增加了20倍。对比西医的快速增长，中医人数则迅速减少，从清末民初的80万人减少到1949年的5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减少到现在的23.4万人。
——摘编自王慧、吴鸿州、叶兴华《略论民国时期西方医学对中医的影响》
材料二 随着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正一点点远离我们，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医历经磨难、饱遭非议、百年漂泊，其结果就是百姓对中医缺乏正确的认知和信心。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利益的引诱下，中药的质量不断下降，某些商家不择手段地推销中药产品，对中医进行不实宣传，造成中医药疗效不尽如人意，中医名誉被毁，从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几十年来，中医在医、教、研、药等各方面，都以西医的模式为准绳，这一模式对中医多有束缚。
——摘编自朱云、程旸、贺松其《中医传承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民国成立以来西医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前中医传承面临的困境，并指出当今中医的出路在哪里。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为建立卫生防疫组织体系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