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宋元时期政府在疾病救助上相对积极的政策相比，人口更多、瘟疫更为频繁的明清时期变得日渐消极了。瘟疫的救疗在技术上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在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官方实际上难以全面担负起复杂的疫病防治责任。与之相反，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其中的乡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对维护瘟疫中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代江南平均每年有2.44县次发生瘟疫，但在《清实录》中却鲜有反映。疫情无法“上达天听”，匿灾不报、粉饰太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摘编自余新忠《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了覆盖城市（省、市、县）、农村（县、乡、村）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使全体人民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成为可能。我国实行计划免疫制度，使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降低，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肝等重大疾病得到了控制，职业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摘编自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报告

材料一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慈善药房的兴起，为英国城市下层民众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服务。药房和志愿医院一样，主要通过捐赠获得资助，并将救济对象与捐赠者的推荐信相挂钩。药房的日常管理及设施、人员配备相对单一，使得其运营成本相对较低。慈善药房通常采用合股公司式的运作方式，其捐赠者不仅被赋予推荐病人的权力，还被赋予选举管理者的投票权。药房则主要提供门诊护理、医疗咨询及家庭探访服务，极大地弥补了医院的不足，使得它们能够照顾范围更广的病人。

——摘编自元鹏成《论近代英国惩善药房的兴起》

材料二   井冈山时期医院经费主要是通过打土豪、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和向老百姓募捐筹集的方式解决的；中央苏区时期成立互济会（类似于今天的合作医疗），互济会成员看病不要钱，区、乡工作人员药费也能报销，红军家属和贫苦民众凭乡村苏维埃政府证明给予免费治疗。医治小病、购买膏药等也不要钱，并将人民的医药问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对一切雇佣劳动者“实行免费的医药帮助……不论是普通病还是因工致病、遇险受伤、职业病等，都不需要支付医药费，其家属也同样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中央苏区各县、区、乡普遍建立药业合作社来保障药品的市场流通。私人捐助药品也成为当时药品大的来源途径之一。

——摘编自曾红、李瑞《论中央苏区时期医药卫生体系》

5 . 如图为国家卫生健康重大政策内容梳理。这说明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