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严重。他们将传教事业与公共卫生工作联系在一起，并推动了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对眼病的防治、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预防宣传和治疗。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从成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从总体上说，民国年间多数城市在政府推动下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如北京、南京和沿海沿江的广州、武汉等，但内地的城市则相对较差。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殇》

材料二   1949年11月，人民政府在卫生部内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司），统一负责全国的传染病、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等卫生防疫工作。1952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组织和发动全国人民起来讲究卫生、除“四害”、消灭疾病。1953年1月，经政务院批准，卫生防疫站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后又颁布了《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到1965年，全国各地共建立卫生防疫站2499所，以及专科防治所（站）822所，妇幼保健站（所）2910个。为推动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我国政府又先后发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等文件。这一时期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摘编自李玉荣《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经验》

材料一   疫情一起，广州市民开始抬神巡游，驱疫免灾。实际上，广州地方政府也卷入此类游戏中。……在《申报》大量有关广州疫情的报道中，见有酬神、施药、施医、施棺等公共活动，却始终没有公共卫生活动。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医学思想中，疫病是由天气不和所引起的。大多数论者都将华南的疫情当作天气亢旱，雨水不调的产物。

——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材料二   西人则不然。（香港）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遍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熏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

——《申报·论中西治疫之不同》（1894年5月25日）

材料三   对于鼠疫，1890年代西方的治疗并不很有效。（香港）华人居民不仅反对他们认为荒谬的医疗，也反对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政策，尤其是强制性的逐户检查、强迫入院以及毁坏房屋。

——【美】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