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