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急性传染病，古人十分强调早预防、治未病。《黄帝内经》就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医认为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及抗邪的能力，也包括自身的抗病、康复能力。《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设空邸第为置医。”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房治疗，以免疫病传播。晚清名医余伯陶在《鼠疫抉微》中指出：“避之之法，厅堂房室，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内窗户，通风透气。”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49年10月下旬，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突然爆发鼠疫，10月27日，毛泽东指示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组建防疫总队分赴察北、绥远、张家口等疫区开展防控工作。广大卫生防疫人员迅速开展诊疗、尸检、捕鼠、消毒、隔离观察、防疫注射等各项防控工作，经过近20天的连续奋战，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尽管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新中国卫生防疫的薄弱现状仍然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忧心不已。1949年11月，卫生部刚刚成立，毛泽东就指示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争取3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县建立县级卫生院……在县属区建立卫生所，乡村要有卫生员，工矿街坊都要有卫生组织。
——摘编自谭乐沁、杨晓璐《新中国第一次防疫“大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疫病防治思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积极应对察哈尔疫情的作用。
材料一 古代都城的工业污水主要来自印染、造纸产业，这些水污染会引发瘟疫蔓延、疾病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在隋朝之前，古人处理生活垃圾以及污水以就地掩埋为主，慢慢的才开始有专人处理。到了唐朝，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的法律。
《唐律疏议》中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换而言之，如果随意倾泻污水或者乱扔垃圾，被武侯、不良人发现，需要面临被杖击六十的处罚。唐朝这些严苛的法律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初年，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治理工业污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先是明令“内金水河两岸，即创置短墙遮护，不许放入浊污河水”，后又通过开小池和置斗门的方式来控制水练、过滤污水，同时还开凿了退水沟渠，将染院产生的废污水泄至宫城外的城壕中，以此减少对城内水域的直接污染。宋代政府还把对河渠的治理养护纳入到官员的考核目标中。宋代政府对环境、水源卫生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摘编自牛素娴《两宋都城的用水及水源卫生》
材料二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一举动无视公共利益，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极其自私自利，极其不负责任。长期以来，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存在严重关切，日方做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也一直受到广泛质疑。无论日方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未来30年日本将把上百万吨的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的现实，都改变不了排海将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风险的事实。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正视有关国家表达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摘编自新华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加强城市工业污水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态度，谈谈你的认识。
①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青蒿抗疟的方法
②吴有性提出了传染病源“疣气”致病学说
③西汉政府对患者“民疾疫者，舍空邸地”
④为了有效控制重大疫病我国推行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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