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7年卡尔·弗吕格提出传染病的飞沫传播理论，认为日常谈话和呼吸所产生的带有细菌的小水粒（飞沫）能够传播疾病。1897年，波兰医生约翰·冯·米库利兹·莱德齐发明了只有一层纱布的简式口罩，并将其首次运用于外科手术中。1910—1911年的中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经过调查后提出“必须接受并采取措施（戴口罩）以阻止肺鼠疫继发性肺炎”的主张。实际上，20世纪初的东北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各方势力都在中国东北地区争夺抗击鼠疫的领导权，中、俄、日、美和法国的防疫人员都设计了各自的口罩。伍连德设计的防疫口罩有效阻止了鼠疫向中国内陆腹地等更广阔地域的传播。此外，“伍式口罩”的防疫功效及其成功推广也为公众在1918年大流感时期接受和广泛使用口罩减少了阻力。1918年11月，曾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H.乔斯林·史密利给《英国医学会杂志》写信表示：“戴口罩是绝对有效的防护措施。”

材料二   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中，中、苏、美各方围绕美国是否使用了生化武器争论不休。中国成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并发动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构建起将国防和卫生运动相结合的国家卫生政策，改善卫生条件以防止传染病暴发，来挫败美国的细菌战。在辽宁安东市“除五害运动”中，5000多名工人和军人戴着纱布口罩、棉布袋和手套，拿着筷子在广阔区域内搜集可疑的昆虫和啮齿动物，交由专门的卫生人员检验处理。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大会上演唱的歌曲《消灭细菌战》也可再现当时的场景：“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让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臭虫、苍蝇、跳蚤一齐完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普通居民、军警、食品管理员、清洁工等戴棉布口罩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口罩成为中国卫生现代性的标志。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春燕、张勇安《医学知识的发展与防疫方式的变迁：初探医用口罩的知识史》

材料一   疫情一起，广州市民开始抬神巡游，驱疫免灾。实际上，广州地方政府也卷入此类游戏中。……在《申报》大量有关广州疫情的报道中，见有酬神、施药、施医、施棺等公共活动，却始终没有公共卫生活动。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医学思想中，疫病是由天气不和所引起的。大多数论者都将华南的疫情当作天气亢旱，雨水不调的产物。

——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材料二   西人则不然。（香港）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遍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熏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

——《申报·论中西治疫之不同》（1894年5月25日）

材料三   对于鼠疫，1890年代西方的治疗并不很有效。（香港）华人居民不仅反对他们认为荒谬的医疗，也反对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政策，尤其是强制性的逐户检查、强迫入院以及毁坏房屋。

——【美】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

材料一   “卫生”一词最早出自于《庄子》，意为保卫生命，与饮食、静思、秘制方剂等养生方相连。到了近代，有外国传教士向中国人宣传化学才是保持个人健康和预防疾病的基础。1872年，日本医生长与专斋关注到欧美国家都致力于建立一个将工业化、教育和实验室与个人的健康相联结的网络（sanitary），形成国家的健康，于是选取中文“卫生”来翻译sanitary。这一具有全新含义的词语“卫生”在20世纪初伴随帝国主义的入侵传入中国，被很多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加以传播。他们希望通过提升“卫生”观念来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健的现代国家。同时，卫生成为了衡量一个地区或民族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据（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资源贫乏，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威胁人民生命健康。1949年11月，国家设立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传染病、交通检疫、环境、食品、学校与劳动卫生和卫生监督等工作。1952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逐步组建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体系。1955年，卫生部发布《传染病管理办法》。60年代中期，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所）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形成了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均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

——据李玉荣《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经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