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材料一   历中首详各省节气时刻及昼夜长短诸例，天之道也；次列八卦方位二十四山、九宫紫白诸局，地之道也；中列十二月七十二候等类，时之道也；内复备人事之趋避（包括“御用六十七事”及“民用三十七事”）、吉凶之向背，人之道也。……顺之者昌，违之者殃。

——据清代缪之晋《大清时宪书笺释》（雍正元年）

材料二   民国历书以授时为主，旨破除一切迷信。凡旧历书中之所谓方位、临值、宜忌等项，悉数删除，而以天文图说代之。

吾国近数年来讲求新政，亦仿用七日休息之例，而每过七日谓之“星期”而休息一日，而星期以次各日则谓之星期一、星期二等日，夫所以遇七日休息者，盖欲与世界大同，……而与环球各国亦不至彼此参差。

——据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二年历书》

材料三   采用阳历的好处：“可以增进人民国家观念。”“历本一日不统一，时间经济之进行，即有一日之妨碍。”

——据于长缨《阴阳历在经济上之价值》（1923年）

材料   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家庭与宗族，因此传统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建构起点是家庭伦理，以忠孝仁义为社会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层层递进的人格发展轨迹，而仁、义、礼、智、信则是个人品德要求的基本面向。在“天人合一”哲学下，政治的泛道德化确立了政治的合法性，也在无意中为政治活动划出了伦理边界，基于政治伦理的民本主义传统成为专制“政统”下坚韧的“道统”；“天人合一”哲学基于家族伦理演化出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父权政治的“立君为民”和民本主义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道德基础和合法性，民本主义则要求统治阶级推行仁政、善政，倾听和回应民意。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天人合一”与“天下大治”。第二，民本主义与道德伦理。第三，“人治”社会与精英治理。

——摘编自卞学勤等《本土生发与现代转向：现代国家治理的传统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