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42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到达中国。1643-1650年，他游历江南诸多地方，致力学习汉文华语，阅读中华典籍舆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1650年，他被罗马教廷任命为杭州地区耶稣会会长。
1653年，卫匡国作为天主教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代理人前往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进行。
1655年，卫匡国用西式方法绘撰、编著的《中国新地图集》在欧洲出版。这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湘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贵州、云南各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该书双面印刷，还有171面志文，19面目录，可以查明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国各地城关的经纬度，均按照省份和城市大小排列。在具体内容上，该书不同于中国官私地理志书偏重政治建置的风格；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主张的综合性学科的性质。《中国新地图集》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引起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一经出版便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版本，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摘编自杨雨蕾《〈中国新地图集〉和十七世纪欧洲的中国地理认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新地图集》出版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新地图集》的特点，并说明该地图出版的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世俗王权的权威性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解放”与“混乱”之后，国家权威、国王的权力在欧洲人看来格外重要，人们普遍接受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产生了“王权崇拜”观念。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约号题研究）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以人生和人心为写照的，强调关注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当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不关注个性的培养，而强调人是家族的一员，且有浓重的“成员”意识。因此，中国传统人学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这也强化了内圣之学、道德修养和伦常思想。而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更强调人与环境中的人的作用，以求在竞争中实现自我，所以，西方人本主义更重视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摘编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7世纪前后西欧世俗王权地位的变化并简析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异同。
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封建的大一统文化，董仲舒所倡导的“独尊儒术”又把这一统一性推向极致，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单一的内容。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正如汉宣帝所称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历经战争动乱、社会分裂和王朝更替，这个文化并未中断自己的传统，而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获取发展的新动力。仅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深化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就表现为一个连续性与变革性的过程。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步入近代，走进从旧向新，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也呈现出连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
——摘编自张应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根据材料提炼出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历史的相关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