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生产力发展到个体小家庭能够独立完成再生产全过程时，以大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容易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孝公三年（前359年）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过加倍征收赋税来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孝公十二年（前350年）颁布的《分户令》更为严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通过析分民户，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成为秦国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这样就形成了大批的个体小农。在地广人稀的秦国，二男以上分立门户，各自可授田百亩，大家庭里的劳动力被挖掘出来，成为国家的佃农，国家控制的人丁大幅增加；这些人丁自立门户，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也相应增加。

——摘编自高士荣《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材料二   古罗马的不断扩张使“住在意大利而以务农为业的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了，这不仅由于战时的死亡，还由于不断地向外迁徙，首先是迁移到东方去，而后来也向西方迁移。因此没有农民来屯垦荒地。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大群的奴隶，同时还有一批愿意使用奴隶来耕种土地的人”。于是，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南意、北非和东方等地的具有高度文化技术的奴隶取代了原来的公民农民，罗马人在海外征服的胜利创造了农业劳动力的新源泉。农业生产中使用大量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蜂拥而起。

——摘编自左芙蓉《人口社会构成的变化与早期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

材料   法国大革命前，以第三等级代表为主体的国民议会已经组成，并得到国王承认。君主立宪派执政后，为缓解农村暴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试图作出某种妥协。1789年8月，国民议会颁布若干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法令把封建制度分为两个部分，即附属人身的封建义务和附属土地的封建义务，前者被无偿废除，后者则需要赎买。附属人身的封建义务指劳役制，还有显示领主特殊身份的各种封建特权，如狩猎权、垂钓权，死灰复燃的磨坊捐、烤炉捐等，以及新增添的摊税、市场税、道路通行费等，都应无条件予以废除。附属于土地而产生的租税仍然有效，需要用赎买方式废除。根据规定，如果赎买年贡地租，须支付相当于该土地年产值20倍的金额，如果以实物形式赎买，须支付相当于该土地产量25倍的谷物。土地易主费的赎买价格是实际费用的5倍。这个价格只有资产阶级才支付得起，大多数农民实际上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己的土地产权。

——摘编自侯建新《大革命前后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误判谈起》

材料一   17至18世纪，中西间贸易往来频繁。当时欧洲的紧身胸衣、裙撑和束腰等设计元素被引入中国，成为上层社会女性的时尚追求。欧洲人对来自中国的奇异的丝绸、织锦等纺织品和绣花等工艺近乎狂热的好奇和热衷。法国的朱里欧·莱蒙多·马萨里诺主教拥有十件在法国巴黎定制的中式彩色唕叽面料的服装。真丝面料制成的“华托裙”，也常常出现在法国画家让·安托万·华托笔下，这种裙子装饰有中国特有的纹样图案，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情调，是当时很多欧洲贵族妇女喜爱穿着的服饰。法国还设立了一些中国舞场、中国娱乐剧院等。以穿着中国式服装为主要特征的化妆舞会首先在巴黎和维也纳出现，之后迅速在欧洲宫廷普及。到18世纪中期，中国服饰装扮的化妆舞会在欧洲变得非常普遍，一度晋升为欧洲大众的时尚活动。

——摘编自陈霞、李遵《西方镜像中的“中国风”纺织与服装艺术考》等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清廷放开了民间设厂的限制，进一步为近代纺织工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中国传统服饰的质料比较单一，主要有土布、丝绸、皮毛等。进入20世纪之后，新军的服饰被大量的绿营城防官兵模仿，通商口岸的少年纷纷模仿出洋归国的留学生穿着洋装，新政以来军、警、学界易服的举动，导致了服制材料发生了剧变。西式服饰主要用洋布、呢革，国内既不能生产也不会缝制，只得依赖进口。这就导致了西式服饰价格昂贵，而且随着易服的进行，导致国内洋货一时泛滥，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纺织业。殆至民国成立之后，这种混乱的局面依旧没有根本的改变。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担忧地指出： “自政府改装以来，风气所趋，官民竞用外货，以致绸缎废弃，工商歇业。资本日益消耗，劳动者多有流亡，为他人开绝大之道场。”

——摘编自李超《清末民初服饰变革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启示》

材料一   晚明时期，商贩奔波于南北之间，日夜不息。嘉隆时人李鼎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杭其必由之境也。舳舻衔尾，日月无淹。”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地域商帮的活动》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不少人走进城市营商，他们在经商所在地共建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公所除了具有联乡情、祀神明，以增进同乡商人的地域认同和团结外，还具有管理商业的职能，如共同商议条规，保证商品质量，统一商品价格，既是防止同乡商人之间相互竞争，也是为了增强与其他商帮竞争的实力。《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记载了在北京经商的广州商人创建仙城会馆的目的和动机为“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谓由利也。”认为同乡商人相互竞争难以获利，即使侥幸获利，也难以以个人的力量与市场上的其他商人以及牙行做斗争。建立会馆的目的虽为消弭同乡商人间的竞争及增强与其他地域商人、牙行斗争的力量，但恰恰说明市场主体间竞争的激烈。

——摘编自张明富《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