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洪秀全让他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指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他提出，一方面要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另一方面要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对其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洪仁玕提出新治国主张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洪仁玕的思想主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主体不仅涉及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还包括右翼政党等其他类型政党。在新型党际关系下，政党之间的交往不仅涉及政治议题，还聚焦经济、贸易、文化、社会、党建等多个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转型，其政党外交的形式也日趋多样。政党对外交往的出访人员不仅包括外交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增加了政党高层官员，形成了高层密切交往、多层级参与的政党外交方式。中国共产党已与多个国家的多个政党形成了定期互访机制，定期举办双边或多边理论研讨会、商贸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的对外宣介力度进一步加大，宣传治国理政经验，与其他政党交流互鉴，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
——据臧秀玲《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外交的转型与经验》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更多地表现出中国式的“积极主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通过对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进行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展开的“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布局”来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外交目标上，更注重“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外交策略上，更强调“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外交价值立场上，更明确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据刘骞《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时代意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我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外交新思路。
材料一 在宋徽宗时期，为了聚敛财富，强行扩大交子的发行区域。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在京西路使用交子。第二年又推广到除闽、浙、湖广、开封以外的其他各路，并把“交子”改为钱引。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只是失败，由于发行困难，不久便被废除了，又恢复到只有四川流通纸币的状态中。由于宋徽宗时期，在四川更加肆无忌惮地滥发纸币而不再有准备金，因此造成了纸币的贬值，一贯贬到十几文或十文。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
材料二 哲宗以后的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徽宗和蔡京、童贯集团，竟为奢靡、大兴土木、享乐腐化、侵吞公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聚敛财钱，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财政吃紧，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
——贾大权《官交子在我国纸币史上的地位》
材料三 嘉靖时期的吏部左侍郎靳学颜认为白银“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其与铜钱、海肥(一种贝壳，在云南被用作货币)用于流通计价的功能并无明显区别。顾炎武分析了流通货币从铜钱经纸钞最后演变为白银的动态过程，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铜)钱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纸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
——摘编自徐永辰《晚明时期货币思想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交子在徽宗时期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靳学颜、顾炎武对明代货币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有两项任务： 一是向苏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二是与苏联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和支持。随后，中苏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强大助力。
——钱津《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的道路与成就》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苏联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摘编自左凤荣《中国改革开放是对斯大—苏联模式的否定》
(1)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析。
(2)据材料二，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在中国古代这样漫长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及的那段时期，即从陶朱公“三致千金”之时起（陶朱公即春秋末期范蠡），到汉武帝行算缗令、“中家以上大抵破”时止，上下三百数十年间的商品经济大跃进。另一个高峰是大约从唐开元前后起，到宋代末叶止，上下也达三百数十年。前一个高峰时期的大宗商品是盐铁，所以大跃进过后便出现《盐铁论》那样的名篇，后一个高峰时期的大宗商品以茶叶最为突出，所以当其在市场上异军突起之际，便有《茶经》那样的专著。
——摘编自李埏《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观点加以评析。（要求：赞同或质疑均可，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一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目前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
——摘编自常健《解决人类现实挑战的中国方案》
材料二 中国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要求打造体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创新是它的整体思维，不仅超越了西方选举驱动的政党政治的局部和短期利益观，而且还具有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整体合力。而中国将现阶段世界发展大势和自身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交织一处，更是扩大本国与世界各国利益汇合的全方位的战略发展愿景。它旨在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
通和良性互动，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现象，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机会来享受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展现出中国向人类文明提出的一个永久性道德价值和人文关怀。
——摘编自蔡亮《试分析国际秩序的转型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树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当今的时代主题和发展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观进行简要评析。（要求：表述准确，逻辑清晰，不得摘抄原文）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选择任一理论或实践实例来评析材料中梁漱溟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19世纪上半期，工业文明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祉，是以平等为主导的发展，还是以自由为优先的行进，很多思想家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批判与辩护的激烈交锋。
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者，对于他们而言，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只是苦难与痛楚，他们成为这种体制的直接牺牲者。因此，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理论家也最早展开了对工业文明的激烈批判：社会现实中劳动产品全部归属于资本家，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究其原因是因为劳动权利的丧失。因此，他们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求获得劳动成果的权利，认为这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对工业文明的一片批判声中，一批思想家也走上前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坚决为现有的工业制度和社会体制辩护呐喊，这批思想家主要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法国社会学家圣西门等人。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工业文明，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才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带来社会的进步，实现理想的“文明社会”。
——摘编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二编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关于工业文明
观点，并作简要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 则是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实为可叹！所以西人知中国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怕我的。即现在中国与米国（指美国）禁约的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此不过我国民小举动耳。各国则震动若是，倘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中国决不会沦亡）（孙中山在1905年8月13日出席日本东京华侨和留学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所作的演讲）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时间 | 目标 | 选自 |
1954年9月 |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
1964年12月 |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 《周恩来选集》 |
1979年9月 | 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2022年9月 | 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