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经历了先秦的世卿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几个发展阶段，其中以科举制历时最久，也最为重要。科举考试制度所采用的原则是“国家各级官府主持，学子自由报名，公开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张榜公布”，这从一定程度上打破门阀世族对国家政治的控制，是封建时代选才用人制度的有效改革。美国学者杜兰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充满奇特和令人赞赏的选择公仆的好方法，它为近代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科举制度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中国的四大发明。”

——摘编自何吉美《科举制的存废与清末传统士人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   文官制度，是指在西方国家里，国家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对各级文官分门别类进行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对文官的录用、考核、调动、晋升、奖惩、培训、工资福利、退职退休等一整套管理方法。这一制度既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恩赐官职制度，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政党分肥制。文官制度通过公开的考试选拔录用政府文职官员。当文官被正式录用后，只要无过错就会长期任职，不与政府内阁共进退。近代文官考试制度不仅给各国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文官选拔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官场腐败和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推进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

——摘编自张福仁《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当代思考》

材料一   面对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国家总体性危机，“政党—国家”的方式成为中国克服低组织化状态的最佳选择。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民国初期，在学习西方政体的热潮熏染和中国政局的催生下，涌现出大量新生党派和团体，它们为实现政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实践活动。各新生党派和团体都欲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旧中国指明出路，中国的政党政治进入一段空前活跃而繁杂的时期。

——摘编自谢萌《民国初期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评析》等

材料二   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多党竞争的政治组织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退出历史舞台。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

——摘编自张伟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知识界发起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形成一股强劲的现代化思潮，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刊载大量有关现代化问题的文章。

材料一中国农业，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现在生产技术的落后，经营方式的退步，已在任何独立国家之后；不，就是其它的殖民地国家，也比较中国要近代化得多了，我们知道其它各国，已跟了工业技术的进步，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制造为化学肥料……别国已用了极大的电机设备作灌溉之用，中国还是利用着人力和畜力，天天向自然作汗血的挣扎。这一切农业生产的现状，正如以大刀抵抗飞机和坦壳(克)车一样，安得不落伍。

——吴觉民《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材料二机械要制造，日用品也得制造；电站要建立，人民住宅也得建立；森林要开采，游息的胜地也得修饰。现代化中国，一定不应当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而是为了建设一个整个的社会而现代化。

——亦英《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

材料   汉景帝时期, 黄老学者黄生与儒学博士辕固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而王,还是以臣弑君?辕固生认为:“汤武除桀纣,不是以臣弑君,而是受天命而王。桀纣暴虐无道,天下百姓已不再拥戴,而汤武正是顺应百姓心愿而讨伐桀纣的,百姓一心归附汤武而不愿受桀纣的统治,汤武不得已才立为君王,这不是受天命而王是什么?”黄生则反对说:“帽子虽破终究戴在头上,鞋子虽新毕竟踩在脚下,原因就是上下等级的区别。桀纣虽然暴虐无道，终归是君王,汤武虽然圣贤,仍然是臣下。君王有了过失,臣下不能直言进谏以使天子改过,反而因为他有过失而诛杀,这不是弑君是什么?”辕固生反驳说:“要像你说的那样,高皇帝伐无道诛暴秦而成为天子,也是不对的了?”汉景帝出面说:“吃马肉不吃马肝(古人认为马肝有毒),不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学者不争辩汤武之事,不能算是愚昧无知。”汉景帝的母亲也是当时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听说辕固生同黄生争辩“汤武革命”后异常愤怒,将辕固生关押。

——摘编自栾保群《霸王道杂之与汉初的儒道之争》

材料一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有一种臆想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朝试图超过元朝在海外的经营，也想要像西班牙王室鼓励哥伦布航海那样，做出新发现。……明朝的永乐帝在登基之前负责防卫北方，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就是为了便利防守北部边疆，所以他对北方的威胁始终耿耿于怀。朱棣可能是想派遣使者与西边的帖木儿汗国联络，希望跟帖木儿汗国互通声气，包抄瓦剌蒙古的势力。首先，郑和航海之前永乐皇帝的诏书中就特别提到“今遣太监郑和往西域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入口）等国公干”。他没有提到东非、印度、苏门答腊之类的地方，所以郑和七次航海，每一次都到位于波斯湾东南的忽鲁谟斯。其次，郑和手下有一个叫马欢的宁波穆斯林，回国后写了《瀛涯胜览》，他有一首诗:“忽鲁漠斯近海傍。大宛米息（埃及）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忽鲁谟斯是由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第一个海港，所以说它是“近海傍”。明初大宛是帖木儿汗国的心脏地区，距离蒙古盘踞的新疆非常近。

——摘编自张信刚《丝路文明十五讲》

材料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海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多维度的剖析。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彭轲：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关键是“在继承列宁主义政党核心原则的基础之上，重视自我建设”。

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干事长曼弗雷德·格伦德：“中共是一个务实的执政党，为所有13亿人民谋福利。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成就是中共执政能力的最好证明。”

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韩博天等撰文指出，规划在中国是“制定各种公共政策的主要手段”，其特点是是“在松散的制度化基础上，在不断协商、起草、试验、评估和调整政策的过程中，重新组合各种治理方式”。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

——摘编自高晓林黄冰琼《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

材料   美国的资产阶级一致认识到：目前的邦联条例下的邦联政府不足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只有尽快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保住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因此，资产阶级在各方面的利益上很快达成了一致，（他们）加紧立宪，于1787年5月25日召开了制宪会议。在这次立宪会议上，经过艰难的辩论，资产阶级精英人物抛开了各自的种种分歧，在代表制、奴隶制、出口税、选举人资格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妥协，终于在9月17日散会时制定了传世的第一部美国宪法―1787年宪法。资产阶级制宪会议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为强化行政权力，压制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干预，设置了足够的法律屏障。

——摘编自刘书林《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