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国、法国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从物质层面看，虽然建立了各种机器工业企业、开矿、架电线、筑铁路、造轮船，但仍只有量的积累，而远未达到质的突破，仍处于有工业而无“化”的程度。

从制度层面看，虽然建立起仿照西方民主政治的共和国政府机构及议会、宪法。但这种模仿只勉强做到“形似”。总统、内阁、议会、宪法、法院、法律、地方自治等，一直处于徒有其形而缺乏其相应的内容的状态中。

——摘编自莫华生《近代中国开放及近代化的历史反思》

材料   经济危机爆发后，外国商品倾销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工商业者不断呼吁政府予以扶助。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遂参照各国成例”制定并颁行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反倾销法——《倾销货物税法》，该法在内容上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完备的。1932年12月，附属于财政部的倾销货物税审查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输入的外货进行考察，判定倾销事实，最后经由海关对其征收进口关税外，加征倾销货物税。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又通过《请速施行倾销税以保护新兴工业案》以保护日益窘迫的民族工业。《倾销税法》等的颁布使中国企业对外国的倾销起诉有了法律依据，是中国政府反对外来商品倾销的战略性威慑手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并没有像政府预期的那样，取得最大的绩效。

——摘编自陈晋文《南京国民政府反倾销政策述评》

材料一：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材料二：“明定国是”诏书明确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共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清德宗实录》卷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

材料   《新全球史》围绕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两个主题阐述，文明传承反映单个社会的独特经历；文明交流关注在多种文化交流中所有社会的共同经历。该书认为：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文明交流即已开始，后来，联系和交流逐渐增多，范围逐渐扩大，交流也有了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的支撑。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有效发展，这些网络反过来对世界各地人类的生活经历的影响日渐加深，也促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密集和系统化。在全球化的总趋势中，该书强调互为因果的三点：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在这些交流形式中，跨地区的技术、农作物和病毒传播较容易，而文化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可能最大，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都持抵制的态度，主动推进文化融合的事例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摘编自魏凤莲《＜新全球史＞与本特利的全球史观》

材料   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摘自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材料   一、现代性原本是西欧的概念,是相对于西欧中世纪的旧体制而言。现代社会与旧体制正相反,它具有共和的国家形式、良心的自由、社会的平等、集中的行政管理以及最重要的个人自决。

二、对于东方,现代性的问题是从外部强加的,从一开始就缺少内部特别是草根阶层的推动,几乎完全依靠政治以及知识精英自上而下地发动改革,由此决定了东方现代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思想的多样化、初始条件的不同和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决定了走向现代社会的道路的多样化。现代性的先声—启蒙运动就曾出现两大流派,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两大流派受到不同启蒙大师的影响。

四、现代性的表现方式和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可以是多样化的,不同的指导思想和路径依赖决定了各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不同道路。思想体系的不同、历史因素的不同,使各国现代化有了独特的路径依赖。

——摘编自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材料   一种同一的、总的动因会对不同的局部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每个局部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同样动因所驱使的各种力量做出反应并起到自己的作用。

——摘自（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材料：1927年到1937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城市工商业大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差距的相对扩大。从文化和社会来看，城市为传统农民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劳动力转移机会，由此农村愈益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旧的传统和伦理观念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凡此诸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救济乡村”的呼吁。这为各种社会改良和试验提供了机会，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的。

卢作孚算得上是当时乡村建设运动中最为旗帜鲜明的“乡村现代化”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了。“乡村的现代化”是其乡村建设的最高目标，他的乡村建设实验的目的很明确：“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乡村的教育事立；也不是只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乡村的穷因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于是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在北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的修建铁路、开发矿山、开办银行、建立农场等等。一方面他以北碚为实验基地，寻求乡村振兴的道路，另一方面他又积极的进行理论创作，著有《两市村之建设》《乡村建设》《四川人的大梦初醒》等。

——摘编自彭大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简要回顾》

材料一   到战国初年，原有的宗法统治秩序已经瓦解，社会结构处于大变动之中，各国都面临着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建。……随着铁器的使用和平耕的推广，……土地私有逐步得到认可……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他们要求政治权利，主张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秦孝公即位后，下求贤令：“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与之分土”。

材料二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甲午战后，西方列强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阶级基础。

——以上材料据（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整理

材料三   与戊戌变法相比，长达十年以上清末新政，无论就这一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新政各项政策在社会和地方各层面产生的消极和积极的后果而言，它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新政运动在教育、军事、财政、法制、路矿、实业、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各方面的广泛展开，引起了从革命派、激进立宪派、温和派到保守派和儒家的原教旨派相当激烈的反应和政策思想冲突。从当朝权贵到地方督抚，从留学生到破落的塾师，从农民、士绅、商人到洋场买办，纷纷在海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不同的言论，彼此针锋相对。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也都积极调动各自拥有的社会资源来影响决策。

——摘编自萧功秦《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