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孝亲观念源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亲情、尊祖祭祖的情怀和氏族养老尊老的古老传统。包括子女要奉养父母，听从父母，不违背父母意愿的“生孝”和子女对父母、祖宗崇拜、敬仰的“死孝”。孔子指出“孝为仁之本”，《孝经》记载“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人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代统治者十分业视对孝道的推行“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赡养父母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的和谐离不开亲情、爱心与孝顺。

——摘编自乔晓妍《中西方家庭稳育之孝亲观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世纪欧洲的家庭以核心家庭为主，已婚子女一般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欧洲孝文化的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并没有对父母的服从，强调在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独立与平等。中古欧洲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组成：自治城市社会、基督教社会和蛮族社会。在自治社会中，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被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在基督教社会，人们信仰上帝和追求来世，放弃世俗生活，教会教导人们“忘掉父母，你自会得到巨大的回报”；在蛮族社会中，人们热爱独立和自由，崇尚冒险事业和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作为武士的年轻人常常是家庭的中心，妇女和老人都要为武士服务，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中难以得到尊重和赡养。

——摘编自刘勇《中西方养老文化的初步比较研究》

材料一：20世纪10年代中期至2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放弃“放任主义”，全面或部分干预国家经济。英国在内阁中增设了劳工、外贸、粮食管制等13个部，强化对经济的领导。20世纪20年代，劳合·乔治政府通过实行“复兴计划”，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并颁布了《工业法庭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国在20年代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发放失业救济金、工人伤残补助金及养老金等多种社会福利措施。20世纪10年代末，美国政府对企业实行全面监管，全面控制了铁路运输，加强了反对垄断组织的运动，禁止不公平的竞争和欺骗性的企业行为，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设立了调解与和解局、调解事务局等。

——摘编自肖钟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世界影响的再认识》

材料二：1941年6月24日，苏联成立了疏散委员会，6月27日颁布的《关于人员和贵重物资转移与安置办法》，要求优先向工业落后的东部转移生产军工产品的工厂企业。与此同时，按照6月26日颁布的《战时职工工作时间规定》，企业管理者有权要求职工每天义务劳动1——3小时。6月30日成立了劳动分配委员会，以便更集中地按国家需要分配劳动力资源。7月1日、23日苏联先后发布《关于扩大苏联人民委员会在战时条件下的权力》《授予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州)执行委员会调动职工工作的权力》两项决定，使政府机关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经济动员。

——摘编自余伟民《成败得失之间：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联的应对举措及其经验教训》

材料一：唐朝为地主阶级培养人才的学校比以往朝代都要发达。中央国子监下辖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地方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州、县学的学生名额有20~60 人不等。唐朝“许百姓任立私学”。各学校均要求学习儒家经典、律、书、算学，还要学习专业。每年10月，各学校将学成学生黄至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私学学成的学生，△可由州、县荐举参加考试.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洋务运动中创建的新式学堂，大致有三类，如下表所示。

——整理自谢兰荣主编《中外教育简史》

材料：下面是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于1942年夏末乘车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珞途中的随笔：“我们穿过战争摧残的可爱的乡村。到处都有女人在干活，她们收割、脱粒，驾着马拉犁耕地，开着拖拉机或收割机，坐在大卡车上，或坐在铁路两侧的高坡上干着危险而又艰苦的农活。当德国人在亚斯纳亚·波里雅纳庄园燃起大火时，是她们最先扑上去救火。是她们平整无穷无尽的公路，让坦克、装备和供应前线物资的卡车川流不息地从上面驶过。俄国妇女肩负着沉重的收获的重担。……她们开汽车、在河边渡口摆渡、送邮件、在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拖拉机站办公室工作通宵。面对困难的任务，她们没有退缩，身处前线那预兆不祥的夜晚并未能吓唬住她们。……对于祖国所面临的危难她们却是那么理解。”

——摘编自[美]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

材料一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正式提出废除势力范围、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等外人在华特权，中国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也力主废除不平等条约。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政策，中国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解放日报》社论强调，治外法权的废止使中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摘编自金光耀《民国外交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   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

材料：雅尔塔体系并非苏联追求的唯一目标，在战争胜利的条件下，苏联一度内隐的“世界革命”的目标也获得了新的动力。苏联在战争中的崛起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方面，这是一个与美英等西方大国有同样的霸权目标、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传统、在国际事务中按照大国政治逻辑行事的“新兴大国”。另一方面，苏联作为一个“革命国家”，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也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产生疑虑和敌意、并使双方关系趋向冲突的内在动因。正是后者，使雅尔塔体系难以持久稳定地维持合作形态，即使双方主观上不想这么做，客观形势的发展也会驱动双方从合作走向对抗。

1949年11月，由美国发起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总部设在巴黎）成立。成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打击。此外，杜鲁门还在1949年抛出了一个“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计划，实质上是亚非拉版本的马歇尔计划。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与亚太地区和拉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协定，组成了“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务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等地区性军事政治集团，把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纳入全球军事联盟体系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战后初期形成的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两极世界格局逐渐发生向多极化的演变。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动因来自两大阵营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和分化。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