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英国文学作品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创作中，中国人物形象是正面的。1599年，理查德发表了《航海全书》，对中国的税收、政府机构、农业经济等进行了介绍，还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阐述研究。1657年，威廉·坦普尔创作《论英雄的美德》，重点介绍了孔子及其思想，将孔子的哲人形象在西方进行宣传，使孔子在西方成为大众人物。17世纪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瓷器等传入英国，英国兴起了中国风，英国的普通建筑也采用中国园林建筑的样式进行构建。到了18世纪，依然有格尔斯密的《世界公民》表述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中国有非常完善的道德和法律制度。

——摘编自王爽《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材料二   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

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认为“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在“黄祸”声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整理自马建标《冷观近代西方“黄祸论”》

材料一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二   宋明理学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被广泛推崇。伏尔泰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美】麦克尼尔《世界史》等